穆尔与叶赛宁诗歌中的生态原型意象对比研究
摘要：美国诗人玛丽安娜·穆尔与俄罗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分别在各自诗作中以“原型”的方式建构各类神启意象，如极光、雾霭、印第安部落、森林界碑、烟囱、铁轨等。具有生态指涉意义的神启意象在二者创作中呈现动态演化的特点，在二者早、中、晚期诗歌里分别启示着生态理想、生态责任和生态预警。神启意象统辖着二者各时期诗歌的生态话语场，以最本质的方式折射出诗人特定时期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神启意象；原型；生态话语场；穆尔；叶赛宁
20世纪的文学批评思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其中滥觞于70年代后期的生态批评异军突起，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生态批评强大的理论观照力，突出表现在生态意识（包括生态理想、生态责任、生态预警等），广泛渗透于作家的创作实践活动中，在各类文学文本中形成独立于其他话语范畴的特殊话语场。这类生态话语场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即相似的生态话语场可以在同时期的文学文本中横向追索，也可以沿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纵向溯源。在此，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Archetype）理论为发掘和阐释这类生态话语场提供了恰当的视角。根据弗莱的原型理论，“作家创作的心理经验并不仅仅来自自身，这种心理经验有着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着相同或相近的心理意象结构”［1］（页313）。原型即是这种跨越时空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意象结构或叙述结构。依据原型，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文学文本的共性和演变规律。
如果打破时空的界限，把缤纷繁复的各类生态话语场置于原型这一镜像中，我们得以窥视到：在美国诗人玛丽安娜·穆尔（Marianne Moore）和俄罗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СергейЕсенин）的诗作中，神启意象这一原型统辖着二者诗作中的生态话语场，并在二者早期、中期和晚期诗作中呈现动态演化的特点。
二、神启意象之于生态理想
神启意象是弗莱原型象征的三种组织形式之一。广义的神启意象系指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具有启示意义的意象形象，具有深刻的隐喻性，“体现着文学文本的深层次结构和作家对于写作客体的特定心理认知模式”［2］（页341）。神启意象往往渗透着神秘主义色彩，以传递来自自然界或超自然界的讯号，表达人们对于特定世界的认知。
在穆尔的早期诗作中，诗人的生态理想正是通过神启意象得以清晰地传达。《极光》（“Polar Light”）一诗中，舞动于北极地区上空，照亮极夜里茫茫冰原的北极光，即是一个鲜明的神启意象。穆尔在诗中这样写道：“斑斓舞动的精灵，阳光的使者，/你划破极夜黑暗的苍穹，/温暖着苔原和永久冻土层。/落叶松和针叶林庄重地矗立，/注视你的舞姿；/驯鹿和北极狐在冰原上奔驰，/追逐你的光亮。/图尔盖植物区从沉睡中苏醒，/藉着你的力量，/把砾岩花的芳香撒向茫茫冰原……”［3］（页12）显然，在诗中，极光被冠冕为神启意象，统辖着全诗的生态话语场，高居于诗歌隐喻结构层次的顶端，以最嘹亮的声音传递着穆尔的生态理想：终年严寒、被冰雪覆盖的北极被认为是生命的禁区、生态的荒漠。然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却无法压抑生命的冲动，极光唤醒了茫茫冰原上的勃勃生机。
应当指出，极光作为神启意象这一原型，频频现身于穆尔早期的其他诗歌中，辐射出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态话语场，容纳着更多具有生态指涉性的表层或深层隐喻结构。在《魁北克的回忆》（“Memories ofQuebec”）一诗里：“极光映在苍鹰犀利深邃的瞳仁中，/放大着造物主对苍生的关怀。”［3］（页29）在《搁浅的鲸》（“A Beached Whale”）一诗中：“极光卷挟着太阳风暴，/给北冰洋许诺以春天的图景。”［3］（页37）等等。显然，极光以一种最本质的方式渗透弥漫于穆尔的早期诗作，形成最具规范效力的深层隐喻结构，建构着穆尔早期诗作的神启意象原型，乐观地传达了诗人理想化的生态图景。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与穆尔同时期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我们发现，神启意象同样作为原型结构支撑着叶赛宁诗歌的生态话语场，清晰地传达着诗人的生态观念。如果说极光成就了穆尔早期诗歌的神启意象，那么在叶赛宁的早期诗歌中，弥漫于广袤的俄罗斯密林中的雾霭，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神启意象。
因为在叶赛宁看来，“雾是纯净的，是关于光明和复苏的启示”［4］（页146）。雾来源于天地之间水气的交融，自森林中潮湿的地表蒸腾至空中；雾是一种温和的自然力量，把水气均匀分布于森林各处，滋润着苔藓、花朵和叶表；而雾霭退却之后，森林将会迎接晨曦中的第一缕阳光，因此雾又是光明的前奏。
在叶赛宁组诗《松林记事》（“Запискиососняке”）中：“晨雾缓缓移过红松笔挺的树干，/把条条银色的光柱倾泻在密林里，/还水浸地以清澈。”［5］（页10）在《钟塔上空》（“Надбашнею”）一诗里：“钟塔上空弥漫着薄雾，/把晚钟的袅袅余音带到远方，/召唤牧羊人踏上归途。”［5］（页47）在《圣彼得堡的夏天》（“Летов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一诗中：“涅瓦河上游升腾起白雾，/白嘴鸦从灌木林里倾巢飞出。/蒸汽船的旋桨懒懒地拍打着水面，/拖曳着粼粼波光消失在白雾深处。”［5］（页51）显然，雾这一神启意象原型贯穿于叶赛宁的早期诗歌，勾勒出一幅静谧、和谐的理想化生态图景。
三、神启意象之于生态责任
如果说极光和薄雾分别在穆尔和叶赛宁的早期诗歌中建构着神启意象，营造出两位诗人理想化的生态图景，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对于这种理想化的生态图景逐渐产生了危机感，一种现实的责任意识开始萌芽并渗透于二者的诗歌创作中。认知模式的转变导致原有的生态话语场发生转换，而新的生态话语场的稳定交叠则诞生出新的生态原型，旧的神启意象从而被新的神启意象所取代。
在穆尔的'中期诗歌中，这种启示着生态责任的神启意象被赋予给北美印第安部落。在穆尔看来，处于现代工业文明边缘的印第安部落是生态文明的最后守望者，因为“在这些蛮族的血液里流动着天然的生态责任意识”［6］（页104）。印第安人原始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是生态系统中的和谐一员，而古老的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则把一些朴素的生态伦理融入印第安人的基因中，世代相传：如相信“万物有灵论”，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报以敬畏态度，严格限制猎取量，使猎取量与猎物增长量保持自然平衡，保护动物幼崽，视水源为神圣，等等。这些朴素的生态责任意识对于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异化”而向自然无度索取、疯狂掠夺的现代文明人来说，具有教化和启示意义。
在穆尔叙事诗《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中：“他（印第安猎手）解开桦皮裙，/包起受伤的鹿仔抱在怀里。/母鹿忧郁的眸子里流露着信任，/夕阳的余晖把他们三个化作剪影。”［3］（页92）在《旷谷回音》（“Echoin a Vale”）一诗中：“部落首领把泉水高举过头顶，/男人、女人、孩子匍匐在地，/膜拜这涌动于天地万物中的血液。”［3］（页107）在《落基山中的风暴》（“Storm in theRocky Mountains”）一诗中：“狂暴的黑云裹挟着雷电隆隆滚过峡谷，/旷野高原瞬时间被黑暗吞噬。/闪电照亮了年轻印第安骑士矫健的身影，/他们在风暴中策马飞驰，/把受惊的野牛群赶进峡谷避风处。”［3］（页138）印第安人的英姿频频现身于穆尔的中期诗歌，他们矫健、勇猛，粗犷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对自然敬畏、对苍生怜悯的心。北美印第安部落这一原型生动地建构了穆尔中期诗歌的神启意象，启迪着人们对于人类生态责任的深思。
在叶赛宁的同期诗歌中，诗人也有意识地建构着指涉生态责任的神启意象，这个神启意象就是矗立于森林禁伐区边缘的界碑。辽阔的俄罗斯国土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有着世界上无以伦比的丰富森林资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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