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
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 作者：佚名就中国大陆的音乐学科而言，此类欠缺至少有两种具体表现：其一是在本学科领域内与海外的交流与了解不够，其二是在本学科领域之外，不仅与海外兄弟学界的交流了解不够，而且与国内兄弟学界的交流也不充分。在对有关的学术动态、信息和理论等等的互相介绍、了解和掌握上，中国大陆的音乐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目前仍存在较大的时差。例如，从中国大陆现有的出版物来看，在介绍国外音乐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时，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所参阅和依据的资料和信息大部分是早几十年甚至是已近百年之旧的文献，少数较近期的资料也基本上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80年代中期的就很少，再后的则更少。这类著述或译介中有一些甚至没有近20年来的信息。可能由于参考资讯的这种局限，这些中文出版物在介绍述评国际上有关的学术情况时难免出现未能把握全盘动态以及对最新进展了解不足的缺憾。这种状况亟持改善。
上述情况使我觉得有必要撰写一些系列性的文章，述介国际上当代音乐人类学及兄弟学科的理论动态与进展，为弥补上述缺憾尽一份力量。本文算是一个开篇，简略述介海外学者对音乐人类学及其范畴的一些不同看法。我希望今后能继续撰文述介其它课题，例如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两性研究等与当代音乐人类学有关的新兴学科或理论。在这些文章中我不可能对这些课题进行全面的论述，但希望至少能做一些述介和研讨，并提供一些尽可能及时的学术资讯。必须说明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国内的学者在本国的音乐研究和理论总结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与国外学界的路向和理论相比，中国的这些理论有的与其不同，有的与其类似，有的与其相同。我现在述介国外的理论，不等于认为它们就比中国的理论高明，而是认为学者们有必要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学术动态。国外的理论不但可资借鉴，也可借以避免国内学者无端做出的重复劳动。例如，有时我们可以发现，有的中国学者关在国门之内花了许多时间独自思考总结出来的理论，其实国外早已有了，本是用不着他们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浪费在这样的重复劳动上的。
本文所说的“音乐人类学"，就是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实质上，广义概念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早已存在；但是这一学科的西方概念与名称在中国大陆的音乐学界被较为广泛地介绍和讨论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的。在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们见仁见智，对"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译名、学科定义、范畴、理论、方法以及该学科在中国的情况如何或应当怎样等等发表了多种不同的理解与看法，进行了相当热烈的研讨与争论（注：例如：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音乐研究》1980年第4期，第8-25页。 董维松、沈洽《民族音乐学问题》，《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第33-40页。 高厚永《中国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音乐研究》1985年第1期，第27-30页。 魏廷格《建议用中国音乐学概念代替民族音乐学概念》，《音乐研究》1985年第2期，第119、78页。 乔建中、金经言《关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建议》，《音乐研究》1985年第3期，第96页。 卢光《"Ethnomusicology"一词的辨义与译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24-26页。 魏廷格《不单纯是Ethnomusicology的译名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98-100页。 沈洽《民族音乐学家的音乐观》，《音乐研究》1987年第1期，第66-74页。 杨民康《国外民族学与民族音乐学在其发展史上的相互关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35-40页。）。在出现的多种中文译名中，至今较为通用的是“民族音乐学"，但我却不采用这一译名而使用“音乐人类学"作为本学科的中文名称。我认为，倘不考虑本学科的性质与内涵，而单纯从"ethnomusicology"字面意思来看，仅仅从语言翻译的角度来对这个英文单词进行翻译，则译为“人种音乐学"、“人类音乐学"、甚至“民族音乐学"都要比译为“音乐人类学"更加贴切一些。但假如考虑到本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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