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两部金瓶梅
这种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界对《金瓶梅》两个版本的评价：自从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韩南在一九六○年代发表的力作《金瓶梅版本考》中推断《金瓶梅》绣像本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从词话本简化的版本以来，时至今日，很多美国学者仍然认为词话本在艺术价值上较绣像本为优。普林斯顿大学的蒲安迪教授(Andrew Plaks)曾经在其专著《明朝四大奇书》中总结道：“研究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无论在研究还是翻译方面，词话本都是最优秀的对象。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崇祯本被当作为了商业目的而简化的版本加以摒弃，被视为《金瓶梅》从原始形态发展到张竹坡评点本之间的某种脚注而已”。（第66页）正在进行《金瓶梅词话》全本重译工作的芝加哥大学芮效卫(David Roy)教授，也在词话本译本第一卷的前言中，对于绣像本进行抨击：“不幸的是，B系统版本（按即绣像本）是小说版本中的次品，在作者去世几十年之后出于一个改写者之手。他不仅完全重写了第一回较好的一部分，来适应他自己对于小说应该如何开头的个人见解，而且对全书所有其他的章节都做出了改变，每一页上都有他所做的增删。很明显，这位改写者不了解原作者叙事技巧中某些重要特点，特别是在引用的材料方面，因为原版中包含的许多诗词都或是被删去，或是换成了新的诗词，这些新诗词往往和上下文不甚相干。但是，原作者含蓄地使用诗歌、曲子、戏文对话以及其他类型的借用材料以构成对书中人物和情节的反讽型评论，正是这一点使得这部小说如此独特。对于应用材料进行改动，其无可避免的结果自然是严重地扭曲了作者的意图，并使得对他的作品进行阐释变得更加困难”。（英译《金瓶梅词话》第一卷译者前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XX-XXI页）
当然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与郑、施、韩、芮等人的意见相反，《金瓶梅》的当代研究者之一刘辉在《金瓶梅版本考》一文中说：“（在绣像本中）浓厚的词话说唱气息大大的减弱了，冲淡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也略去了；不必要的枝蔓亦砍掉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为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做了修补，结构上也做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传》而为独立成篇”。（见《金瓶梅论集》，第237-238页）另一位当代研究者黄霖在《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里面提出：“崇祯本的改定者并非是等闲之辈，今就其修改的回目、诗词、楔子的情况看来，当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并举第四回西门庆、潘金莲被王婆倒扣在屋里一段描写为例，认为“崇祯本则改变了叙述的角度……使故事更加曲折生动，并大大丰富了对潘金莲的心理描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第80页）
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观点，但是第一，它们都建立在两种版本有先有后的基本假定上（一般认为词话本在先、绣像本在后）；而我认为，既然在这两大版本系统中，无论词话本还是绣像本的初刻本都已不存在了（更不用提最原始的手抄本），词话本系统版本和绣像本系统版本以及原始手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还不是可以截然下定论的。第二，虽然在两大版本的差异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精彩的见解，但是，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中国本土的《金瓶梅》研究者，往往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作者的追寻、对写作年代的推算以及对两个版本孰为先后的考证方面，而极少对两大版本做出详细具体的文本分析、比较和评判。正如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金瓶梅会校会评本》整理者秦修容在前言中所说：“人们往往把目光散落在浩繁的明代史料之中，去探幽寻秘，却常常对《金瓶梅》的本身关注不够，研究不足。”
在我对《金瓶梅》两大版本的阅读过程中，我觉得我们惟一可以明确无疑做出判断的，就是这两个版本在其思想背景上，在其人物形象塑造上，在其叙事风格上，都具有微妙然而显著的差别。介入纷繁的版本产生年代及其相互关系之争不是我的目的；我的愿望是通过我们能够确实把握的东西——文本自身——来分析这部中国小说史上的奇书。其实，到底两个版本的先后次序如何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体现了一个事实，也即它们不同的写定者具有极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美学原则，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两部《金瓶梅》。我认为，绣像本绝非简单的“商业删节本”，而是一部非常富有艺术自觉的、思考周密的构造物，是一部各种意义上的文人小说。
我以为，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可以说它们之间最突出的差别是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在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的故事被当作一个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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