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广西诗派的形成、特征及其意义
论清代广西诗派的形成、特征及其意义
王德明
说到清代广西的文学，在词的创作上，桂派或临桂词派素来为研究者所熟知，而诗歌创作上的广西诗派，就很少有人作整体的研究了。
诗歌创作上的广西派并非杜撰，我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大家钱仲联先生早就有过这样的说法。他在《道咸诗坛点将录》一文中说清代广西著名的诗人龙启瑞：“诗不拘一格，寄托遥深，与同乡朱琦、王拯鼎峙，对广西诗派起深远影响。”①可见，广西诗派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既然有此说法，那么，广西诗派的特点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有何特殊的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钱仲联先生及后来的研究者都未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作一点尝试。
一
广西的诗歌创作不仅起步晚，发展也比较慢，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②。
“一个高僧”指的是北宋的诗僧契嵩，“两名士”指的是唐代诗人曹邺、曹唐。这一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大体符合事实。两千年里只有这三位诗人，可见广西的诗坛是多么寂寞。这种情况到了明代至清代前期，情况稍有好转，但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有到了清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批具有较高成就的诗人出现以后，广西诗派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一个诗派的形成，最起码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二是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此为标准，从现存的诗歌史料来看，广西诗派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乾隆、嘉庆时期的雏型期，道光、咸丰、同治时的形成期，光绪、宣统时的延续期。
乾隆（1737年）以前，广西的诗人已开始不断增加，并且有了李杉、谢良琦、石涛、陈宏谋等著名的诗人。这些诗人或为明朝遗民，或为朝廷重臣，或为僧人，受时代的影响，从个体来说，这些诗人的成就应当说是比较高的，例如谢良琦，当时就有“海内词坛领袖”之誉，但这些诗人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些共同的特色，最起码是相似性太少，因此就无法形成诗派。乾隆、嘉庆时期（1737—1820），随着广西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中科举的人数大量增加，广西诗人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于是就涌现了刘定逌、胡德琳、龙献图、刘映棻、冯敏昌、杨廷理、朱依鲁、黎建三、邓建英、朱依真、李秉礼等比较著名的诗人。在这些诗人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诗人群体。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已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对广西地方风物的兴趣，喜欢长篇古体等。这些特点，对于日后广西诗派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诗人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广西或某一区域内，还不具备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实力，缺乏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因此，作为一个诗派来说，只能说是初具规模。例如朱依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应当说是比较高的，但在袁枚看来，也只是“粤西诗人之冠”。邓建英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但也最多也是“粤西奇士”。冯敏昌被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这说明他是具有相当实力和影响的诗人，然而，“自辟面目，开阖动荡，不名一体，岿然为岭南一大家”（《钦州县志》），影响还是区域性的。此外，除少数诗人外，这一时期的诗人普遍还缺乏鲜明的个性，很少有诗人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定规模的诗人群体。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1821—1874），这可以说是广西诗派的正式形成期，也是整个广西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作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诗人不仅数量多，而且清代广西诗坛上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几乎都集中生活在这一时期。曾任广西左江道、广西巡抚的张凯嵩在《杉湖十子诗钞序》中曾说：“余宦粤久，知粤为悉，于粤士夫相知亦夥。尝叹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方乾嘉间，海内人文极盛之秋，最后袁、赵以诗鸣，一时风靡。子才初起自桂林，老复来游，时临川李松甫（李秉礼）郎中，侨家于此，门第颇盛。子才来实主之。然松甫为诗，宗陶、韦，又时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鹤两君子与松甫师友，风尚颇遒。粤人皆知朱、李诗法之高，于子才来初，不甚尚之也。朱、李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来虽已不及其盛，然犹得与朱伯韩侍御、龙翰臣学士游，两君故时健者。松甫之客，零落久矣，然如陈君心芗，老犹健，在官学博。杨君柳塘，年更老于心芗，时亦尚存。而汪剑峰、曾芷潭、彭兰畹数君者，又各以其孤杰雄奡之才，兀律自起于粤诗人盛衰绝续之交。松甫之子小韦能读父书，为诗乃不相袭，于伯韩、心芗、剑峰、兰畹，故皆往来倡和。至黄香甫、赵淡仙者，又小韦客之尤者也。”③这里，张凯嵩一方面指出了广西诗人最多的时候是在道光初，在道光、咸丰、同治间，“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另一方面，又开出了一个活动在广西当时的首府桂林周围，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既有一批不太为人所熟知的诗人，又有一些为研究者熟知的著名诗人，如朱琦、龙启瑞等。除朱琦、龙启瑞之外，还有王拯、彭昱尧、郑献甫、陈继昌、苏时学、况澄、张鹏展、苏宗经、王维新、廖鼎声、唐景涛、周必超等等知名的诗人。这些诗人中，朱琦、龙启瑞、王拯、郑献甫最为著名，可以称之为当时诗歌创作上的“广西四大家”。就诗歌创作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产生的影响来说，这四大家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当时全国一流诗人的行列，所以在过去和现在有关清代诗歌的选集和论著中，一般是少不了这四大家的身影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这四大家的存在，广西诗歌创作终于有了旗帜性的领袖人物。又由于这四大家或居高位，或为著名书院主讲，因此，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些诗人群体。
尽管由于个性、经历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诗人创作各有不同，但以“广西四大家”为首的广西诗人，在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点，例如对民生和社会的关注，对广西特有山水自然的表现，对乡情的描写等。这些特点在以前的广西诗人作品也有所表现，但远不如这一时期的诗人作品表现得那样突出。
光绪、宣统时期（1875—1911），广西诗派的创作相比前期有了一定的回落，其主要的标志是缺乏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但诗人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主要有黄焕中、黄国儒、王学成、唐国珍、曾鸿燊（文鸿）、于式枚、黄穆清、韦丰华、封祝唐、韦孟绣、赵炳麟、王国梁、苏煜坡、唐景崧、岑春煊等。从我们开出的这个诗人名单来看，除了少数诗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外，大多数诗人都不太为人所知或者成就不高，这就说明广西诗派在这一时期已走向式微。但是，由于这些诗人往往是前期广西一些著名诗人的学生或家庭成员中的晚辈，因此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前期广西诗派诗歌的主要特点，因而是前期广西诗派的延续。在这一时期，唐景崧、岑春煊是两位政治地位最高的广西诗人，按理应当说有较大影响，但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唐景崧严肃的诗太少，游戏之作太多；
岑春煊有优秀之作，但数量太少，难成气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影响。唐景崧、岑春煊两人的情况，实际上也说明了广西诗派在这一时期的表现。
二
由上可见，清代的广西诗派历经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存在的时间也有一百余年。那么，它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了哪些共同的特点呢？我们认为，首先，广西诗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的高度关注。广西诗派形成于清代中后期，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弥留之际。这时候，社会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方帝国主义正通过各种方式侵略中国，国内由于制度腐败引发的各种矛盾不断爆发出来。广西作为南方省份，与其他省份相比，各种社会矛盾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由于大大小小的农民造反起义，官府不断征兵围剿，社会治安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人民的生活降到了历史的低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发生于这时的广西，它不仅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让广大士人真切地看到了清朝灭亡前的种种症状，而且也给广西人民和诗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让人们饱尝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滋味。“寇灾已遍粤西地，数百年来无此事。羽檄曾徴四省兵，近者虽来远未至。东征西怨各悬望，人心惶惶如水沸。南陵穷小守兵稀，寒夜忧怀每不寐。”（苏宗经《中夜起坐读陆放翁诗有感》）在这种背景下，生活于这一时代的广西诗人，纷纷拿起笔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社会黑暗动乱的痛恨，对人民和自身不幸遭遇的慨叹。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对广西诗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杜甫就成了广西诗派诗人主要的学习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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