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
论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
张守岩（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摘要]考察明代商品经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有助于观照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俗文学研究。首先简述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批评主体和批评方式，接着阐释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审美趣味，最后分析了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繁盛的原因。
[关键词]通俗文学批评；商品经济；市民阶层；审美消费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002（2010）09-0111-03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通俗文学越发繁盛，通俗文学研究也加紧前行。考察明代商品经济下通俗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我国当前的通俗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明代通俗文学批评概貌
（一）批评主体简述
参与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不仅仅是专门的批评家，还有作家、书商和伪托名家的一般评者。较著名的批评家有冯梦龙、凌濛初、蒋大器、汤显祖、金圣叹等。
这些名家或受人之托为之褒赞，或有感而发自述褒贬，或与友人互答、争言论辩。其批评都较为深刻精湛。作家自评虽少，但仍有之，如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论述。书商述评常有，是书商的一种促销手段。杭州书商夏履先曾评点过《禅真逸史》，苏州书商袁无涯曾评点过《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在明代，伪托名家撰文者屡见不鲜。其中，李贽被人伪托最多，李卓吾之名也多被假借。除此，被假冒者还有汤显祖、陈继儒、金圣叹、钟惺等。虽然这些伪文常被视为“坊间伎俩”，但其对通俗文化的支持和维护，在通俗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湮没的功绩。
（二）批评方式举隅
明代文学批评形式多样，常见的有名家著作、序跋笔记、文论诗论、题辞题记，此外还存于各种书信杂感、史传碑志、散文小品之中。
在明代众多的批评形式中，评点最为流行。它包括序跋、批语、符号三种主要形式。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序跋式批评颇多。例如，蒋大器（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冯梦龙的“三言”序，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等。除了序跋，批语也是评点的主要手段，可分为前批、出批、眉批、夹批、尾批，见于各类评点本中。例如“，李评”曲本“，陈评”曲本，钟敬伯、谭友夏批点的《想当然》等。此外，符号作为一种评点样式，也散见于各类评本中。圈和点最为常见，有突出强调、警示读者之用；抹是戏曲评点中的.独特符号，是在曲词、道白旁所画的粗黑的竖线，亦有强调指示之用；删在评点中较为少见，用以去除多余、不雅之处。
除了评点，名家论著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李开先的《词谑》，王骥德的《曲律》，沈德符的《顾曲杂言》等。此外，还有一种较为间接的批评方式———选本。如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臧懋循的《元曲选》等。这些选本都是根据编者的审美趣味选编的，故通过分析选本中作品的风格、特征便可知道选编者的部分文学观念。
二、明代通俗文学批评的审美趣味
（一）以俗为尚、谐于里耳
文学的通俗性一直是通俗文学批评家们所倡导的，明代尤甚。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家认为，诗词、经史虽在言道、传道，但其语意精深，指事用典艰涩玄奥，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使人望而却步，岂敢卒读。而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作品，语言明白晓畅、句句家常，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让人爱不释手。因此，文学的语言、题材、审美等都应通俗化，使接受者（尤其是下层读者）容易接受和玩赏，从而使文学传播得更广，增大文学对生活的影响。
语言通俗化是通俗文学的基础。文学作品中日常用语、俚语的使用，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增进了阅读的愉悦感。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肯定了《金瓶梅》的俚语运用。序中指出，《金瓶梅》“寄意于时俗”、“语涉俚俗”、“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1]（P197）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针对文学接受群体的具体状况———“里耳多”，也认为文学语言要通俗化。除了方面，批评家们还倡导题材、审美的通俗化。在《隋史遗文序》中，袁于令强调要以“俗趣”为题材，以达到“慷慨足惊里耳”，“奇幻足快俗人”[2]（P267）的审美效果。然此通俗不是纯粹的俗，它既不同于病于艰深、伤于藻绘的文言之作，也不同于浅薄弗馨的过俗之篇，而是一种与雅相参、纯净自然的俗。
（二）戏谑娱情、寓教于乐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强调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同时也关注作品的教育性。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序》中就指出了小说“导愚”的教育性和“适俗”的娱乐性。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也举出了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小说的两个主要功能“：振励世俗”的教化作用和“娱悦耳目”的娱乐作用。
虽然批评家们皆看到通俗文学的娱乐性和教育性，但在批评论述中各有侧重。一些批评家看重娱乐性，所谓“娱乐性”，指的是作品的戏谑性，幽默风趣程度“，奇幻”程度等。汪道昆在《水浒传叙》中认为，通俗小说是“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3]（P167）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指出作品“贵幻”。[4]（P267）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佚名也强调小说“消谴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5]（P6）的娱乐功能。另一些批评家则把娱乐性视为手段，将教育性视为目的，故更强调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正所谓“寓教于乐”。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称，《三国演义》能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是以“裨益风教,广且大焉”。[6]（P311）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认为小说创作要“颇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7]（P2）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也强调小说应“有关世俗，大裨风教”。[8]（P136）但不论侧重于哪一方面，批评家们都主张娱乐性和教育性的统一。
（三）真情为美、本色自然
明代通俗文学批评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认为作家应写“真”弃“伪”，抒发胸臆，表露自然之本色。以此发人肺腑，以情唤情，浸润人心。
“真情”论者，在明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经常出现。
“童心说”的倡导者李贽就主张以真情作文。在《玉茗堂批评焚香记·总评》中，汤显祖称赞王玉峰为文之情真，谓之“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9]（P1）冯梦龙在《〈太霞新奏〉序》中也指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10]（P72）这里所谓“自然而然”之“中情”，就是指真情。在谈及民歌时，明代批评家们更是以“真”为要则。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以“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作品为“可喜”。[11]（P76）冯梦龙在评点《挂枝儿》、《山歌》时，也常提“真”字。
明代批评家们的“真情”论是对“为情而造文”的创作理念的继承。然此时，这种“真情”不仅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真实情感，也是指人作为自然物所具有的种种欲望。这是对宋明理学的极大对抗，带有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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