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文中悲情意识及体验之探讨
中国古典诗文中悲情意识及体验之探讨
王新芳(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直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现实，可以发现一种特殊的艺术经验:大量诗文中流露出人生如寄、韶华不在、“悲从中来“的沉痛之感。文中从四个方面探讨这种普遍存在于中国古典诗文中的悲情意识和体验，并试从不同角度予以阐释。
［关键词］悲情;生命意识;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36(2010)04－00128－03
有文可证的历史由来久矣，而只有到了《诗经》时代，中国古人才首次把人生世界中现实感性经验的欢娱、凄恻、爱憎等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楚辞中表现出来的贬人骨髓的悲恨意识和幽怨情怀，将这种悲情意识推向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时值两汉魏晋，文人的悲情意识空前流行开来，特别是魏晋时期的名士不仅体会的是一己之悲，更有对宇宙生命的深思与忧虑，将之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和深度。之后的唐诗宋词中流露出的悲怀叹惋和明清诗文中的感伤幽绪则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普遍情境的一脉相承。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这种大量存在于中国古典诗文中悲情意识和体验的原因。
一、哲学基础:人本困境
人作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主宰着这个世界。作为个体生命存在意义上讲，人驾驭不了的却是他们自己。人一生有两个基本欲求:一是生存的欲求，一是人生价值的追求。在对生命浅层次的个体生存的追求上，人们表现出的是强烈渴望;在对生命深层次的价值追求上，人们既有强烈的渴望，亦有着执著的追求，它是一种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在更高层次的表现。人们从骨子里来说，终生都在为此而苦苦挣扎和奋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奋斗常常必须面对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等方面的冲突。而作为古代智识阶层的文人，这种冲突在他们身上引起的震荡与思考比之一般人又更为强烈。于是困惑与忧郁相伴，超脱与现实虬结，悲慨与苦闷纠结。特别是那些真正个人意义上的咏唱，那些个人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诸如:屈原、阮籍、李白、杜甫、李贺、苏轼、辛弃疾等人，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生命的忧思更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悲伤、悲凉、悲哀、悲愤之情，充满了无尽的悲剧色彩。
从认识角度而言，人对自身的审视是人走出混沌的关键一步。自人有了对自己较清醒的认识之后，人就从来没有摆脱过死亡这一问题的纠缠与困惑、恐惧与焦虑。作为“人学”的文学，它在一定程度上、在不同视点上将人的这一心理历程作了形象的阐释。于是我们便在不同的文学作品里看到了相同的内心感受和体验:即因为对生命的反思和忧虑而产生的悲情。而这种对生命的忧思有对个人前程命运的焦虑，更有对宇宙万物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看到古代大家的源远流长的诗篇，从本质上说还是这些悲情意识和体验的充分流露，屈原的《离骚》、曹雪芹的《红楼梦》即是如此，甚至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里也与诗人内心深刻的忧思不无关系，这些伟大的诗人在作品中表现的不仅仅是一己之忧，更重要的是对国家、人民、人生和宇宙的反省和忧患意识。而作为诗人最大的洒脱(或者说是解脱)可能就是“咏诗解愁”，他们的诗文里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对己、对人、对天的悲忧和感悟，这就回到了人为什么生存和生存为什么有如此之多困境的本源上来。
中国古代智识阶层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面临着解决这些生命本源的问题。人一辈子不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艰险，碌碌奔波，苦苦追求，弄得恓恓惶惶，疲惫不堪，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超越有限、可朽、短暂的存在以获得无限、不朽和永恒吗?可以说，人的这种超越欲是其一切活动的真正原动力，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源泉。中国古代的智识分子要想超越自己，超越生命，要突破的方面很多，因为在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中，作为生命本源的“悲感”就只能停留在内心，停留在潜层次上，所以中国古代诗文的“悲情”往往只是一种个人的悲天怜人，即使是对国、对民的忧思也只能化作一腔悲愤而无处可泄。作为大众而言，这种“悲情”不会被当作一种主流意识，而个人意识和生命意识极强的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往往更能感受到人生苦短、岁月无情和世事艰难。更何况，人超越有限的本质欲望永远只能得到短时的满足，然后马上又会变得不满足，又得继续追求那稍纵即逝、美丽动人的无限。
二、文化传统: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是内陆型、保存型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一直把中国人的思维空间囿于一个情意绵绵、圆融饱满的世界里，“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相亲和，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这样的亲和关系，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息之地大致在北半球的温热带，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润，人们对天地自然一向怀有好感，而这样的自然环境又很适合农耕文化的早期萌芽和发展，中国人因此由农业而进入文明”［1］。而农业文明造就宗法制社会形态—“家”、“国”一体，将整个民族看作了一个大家庭，从人与自然的亲和到人与人之间的亲缘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这样的文化哲学背景导致批判精神的丧失。
因此中国诗文中的“悲情”更多表现为个人人生的痛楚，是人生苦短、青春易逝的“悲愁”，是个人政治抱负、宏图大志难以实现的“悲愤”，是爱情婚姻不能美满自由的“悲怨”和“悲恨”，有时是几种感情色彩相互交织的“愁苦”、“怨愤”、“愤恨”等，它们以一种复调的形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沉吟。
所以，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于《西厢》，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2］。有“悲”才会“哭”，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前文所提“怨”、“愤”、“恨”、“愁”的悲情复调，表现的同时也是化解，在思想观念上，由于古代哲学、美学思想都极力在天人合一背景下强调一种和合精神，所以乐生之德和群体伦理是其重要内容，其中，儒家以积极的方式直言其“天行健”之精神，在社会人事方面极力张扬人的群体属性;而道家则以消极的方式反着说天地大德的“无为”精神，在自然方面极力伸张人的精神自由。在这样一个天地大德整合一切的文化背景中，关于“主体”、“个体”而或“有限”诸如此类的言说都不应当出现。这是因为:此种文化模式下的人永远处于存在世界，他拒斥本质追问，从不把世界和自身对象化，从不将主体和客体分殊开来，永远基于当下生命存在来言说自身。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此一文化理想是在浓郁的经验传统中凝练出来的，而不是在思维的逻辑演化中推导出来的。经验人生中升华出来的人生理想主导着文化与审美中的方方面面，人若能够成功地纵身于此理想之中，那么乐感精神就油然而生;但是，人生于世所面临的第一现实并不是这样一个神圣无比而又冠冕堂皇的文化想象，时间的有限、生命的短暂、肉体的速朽、精神的挫折、自由的求而不得以及生活中的现实苦难，这些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并不能被一个宏大的文化理想遮挡过去，诸如此类的存在现实所昭示的正是一种悲的意识。
三、审美传统:“诗可以怨”
《论语·阳货》记载:“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安国释“怨”为“怨刺上政”，用哀怨之情和讽刺的方法来批评不合理的政治，对当权者进行蔑谏。“怨刺’诗在《诗经》中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较真切地道出了社会的痼疾、君主的弊端、自身的感痛。司马迁也承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人作诗，本来就是用诗来表达、渲泄自己的感情，《大雅》怨刺诗愤激中多说理、少讥刺，《小雅》言词激切、情绪怨忍、锋芒直锐，《国风》则更加率性自然，“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正是“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朱熹《诗集传序》)。情之所至，毫无功利可言。事实上，《国风》、《小雅》绝大部分是劳动者、饥者、征夫、思妇、恋人、弃妇、小吏、缤妇任情而发的抒情之作，即人们常说的讽刺性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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