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笔下的隐士形象
宫震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摘要：在《史记》当中，司马迁描写了多位隐士，并且每一位隐士所“隐”的方式和归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体现出身为一个隐士所具备的共同特质，那就是洞察社会人生，甘于贫穷的生活，以“隐居”这种方式，始终保持自己高尚的品德，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司马迁对于这些品德高尚和坚守自己的信仰的隐士们，也表现出自己对他们的钦佩和赞美之情。
关键词：隐士；隐居类型；作者态度
在中国漫长而又悠久的历史当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批人，他们胸怀大志，品质高洁，满腹经纶……但由于受所处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使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无法通过“入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且又不甘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从而选择了归隐。这样的一些人，今天我们统称其为“隐士”。其实对“隐士”这一概念作一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辞海》将其解释为“隐居不仕的人”；还有人解释为“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是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者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了，这就叫‘隐士’。”但笔者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为隐士，当从他的思想倾向和言语行为等多方面来综合考察，而不能简单以其所居处的环境来区分！而所谓“隐居不仕的人”只是隐士的一种类型而已。
一、隐士分类，纵观《史记》中所记载的隐士，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退让之隐这里所讲的“退让之隐”，主要是指为了避免继承皇位，而主动选择归隐的人，同时也包括那些本来做官却辞官归隐的人。因退让而归隐的人，在《史记》中有很多，相传在尧帝时期，就有“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的故事。(《史记?伯夷列传》)皇甫谧在《高士传》中说：“许由字武仲。闻尧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水滨。”许由为了不接受尧的天下，所以归隐起来，那么为什么许由不接受尧的天下呢？在《庄子》一文中记载了关于许由对于“尧让天下于己”所说的一段话，从这段话当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其中的原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一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视不愿樽俎而代之矣。’”(《庄子?逍遥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由淡泊名利、甘于清净生活的高尚节操，而他的这一做法，也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无限景仰，同时也受到了中国历代文人的推崇。汉代诗人左思就曾经在咏史诗《皓天舒白日》当中，对许由这种退让天下的'行为和其高尚的品德表达了无限的向往，留下了“批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诗句。
许由这种以逃隐相让天下的事迹，影响最为直接的恐怕就要算是后来的伯夷和叔齐了。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二人都不想继承天下，彼此相让，最后一起归隐了。
但同为退让之隐，许由和伯夷、叔齐之间之间还是有细小的差别，因为伯夷和叔齐后因反对武王伐纣，最后耻食周粟，饿死在了首阳山上，对比他们之间的退让归隐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与许由对个体生命自由的高度自觉追求不同的是，伯夷、叔齐的隐居，更多是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他们反对商纣王的残暴，也反对周武王的以暴制暴。”而还有些人的退让之隐，则是在他们通过“入世”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之后，却又感到对功名利禄的厌倦，以及对黑暗官场的反感和对“伴君如伴虎”的恐惧。使他们认识到“黄金带里裹着忧患，紫罗裹着祸端。”于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功成名就之后选择了急流勇退，遁迹山林。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在帮助勾践灭掉吴国之后，便“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勾践之所以能够灭掉吴国，功劳主要在于范蠡，而此时范蠡却选择了归隐，因为他知道勾践“可与同患，难于处安。”况且“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勾践世家》）的历史教训，也不得不让他三思而后行。而汉代的开国功臣张良同样也是先仕后隐的代表，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在汉朝建立之后，张良已经开始主动的远离政治，而汉高祖刘邦大肆诛杀功臣的行为，让张良不得不说出如下这一番话，“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而之后张良行为也就是以“乃学辟谷，道引轻身”终其一生。
（二）待时之隐
庄子在《庄子?缮性》中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这句话中所讲的隐士，乃是待时而动的隐士，他们的出隐只是对于复杂社会的远距离观察，他们并不急于“入世”，他们要揣摩天下大势，要择主而从。如果未遇明主，没有得到可以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他们绝不会轻易“出山”，但如果当他们一旦遇到赏识自己的人，则会去尽情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报明主的知遇之恩，这就是所谓的“待时之隐”。
待时之隐在《史记》中，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姜尚，他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但是其终遇周文王，并以自己的才干奠定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也使得自己的名声流芳千古。而侯生同样是此类隐士的代表，《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可见，侯生的大半生光景也是相当困窘的，七十岁还只是一位看管城门的小吏。但当他遇到魏公子之后，便甘为其死，在魏公子“窃符救赵”的过程当中，侯生无疑是功不可没的，并且最后侯生还以死来相谢魏公子无忌的知遇之恩。同样被魏公子所礼遇的朱亥曾说：“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秦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史记?魏公子列传》)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待时而隐的隐士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以及他们所信奉的人生准则，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
（三）避世之隐
此类隐士归隐的原因，则在于社会的黑暗，世道的混乱，他们宁可遁世隐居，从此不问世事，也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以免使自己的人格遭受屈辱。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当中就提到了因避乱世而隐居的人，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以及楚狂接舆，他们四人完全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躬耕生活，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已经不报有任何希望。因而对孔子周游列国进而希望能够匡正天下的做法，他们的态度正如楚狂接舆所歌的那样：“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史记?孔子世家》)既然当今社会已经是道德衰退、政治黑暗，不如洁身自好，守住属于自己最后的一块文明地，而庄子就是这一类人当中的杰出代表，庄子面对楚威王许以的高官厚禄，坦然的说道：“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论他们的归隐完全是一种由自己天性所支配的归隐，可算得上是彻彻底底的身心俱隐。
（四）亦官亦隐
东方朔是《史记》隐士中非常独特的人物，他是后世朝隐的始祖。他“避世金马们”，一生在朝为官，但却不在意政务，但求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博得汉武帝的欢心，而他的这种为官方式，也是一种“隐”，正如东方朔自己所说的那样，“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二、司马迁对隐士的态度及原因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提及了多为隐士，对他们的行为也充满了钦佩和赞美之情，他在《与挚峻书》中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而在《史记》中所提到的隐士，多具有高尚的德行。如伯夷、叔齐相让天下，在《吴太伯世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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