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茅盾与节本《红楼梦》

　　

　　●古耜

　　

　　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文学高手的笔下，“琐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着写实精神与社会意义，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删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复存在。

　　

　　茅盾先生并非专门的红学家，但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他却做了一件连专门的红学家都不曾考虑和尝试，因而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情，这就是：亲自动手对《红楼梦》进行删削和压缩，从而完成了节本《红楼梦》的叙订。

　　

　　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是在1934年的春天。当时他居于上海，正与鲁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联”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而他自己的笔墨生涯也处在一个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场景为表现对象的系列小说次第展开，继长篇《子夜》之后，又发表了《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随笔和速写；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事业硕果不断，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选编完成并出版，广有影响的“作家论”等理论评论文章频频问世。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茅盾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节本《红楼梦》的叙订？已知的直接缘由是因为开明书店老板张锡琛，向茅盾提出了这方面的邀约，而张与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无法拒绝。至于张锡琛之所以选中茅盾承担节本《红楼梦》的叙订，除了因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具有非凡的艺术鉴赏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深知茅盾极为熟悉《红楼梦》。据钱君匀回忆，1926年的一天，张锡琛曾亲口对他和郑振铎讲过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的事情。当时，郑振铎表示不信，为此，张与郑以酒席相赌。他们在开明书店专搞了一次酒叙，请茅盾、徐调孚、钱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参加，趁着酒兴，由郑振铎点《红楼梦》的回目，茅盾背诵，结果茅盾竞滔滔不绝，大致不错地背了出来，以致让在场的众人十分惊讶，当然也由衷钦佩。（见《书衣集》）

　　

　　当年的开明书店以出版青少年读物著称。该书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图，供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赞誉，且影响广泛，迄今仍在吸引读者和出版家，前些时，还被多家主流媒体高调宣传和推荐。 (范文网　www.fwsir.com) 张锡琛诚邀茅盾叙订节本《红楼梦》，或许就是参照“国语读本”名家担纲为学子的经验与思路，所作的进一步的实验和拓展，其主要目的无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学经典和文学写作技巧。关于这点，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自有交代。该文写道：“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可以去读原书，但是中学生诸君倘使想从《红楼梦》学一点文学的技巧，则此部节本虽然未能尽善，或许还有点用处。”

　　

　　不过，张锡琛毕竟是书店老板，他积极策划出版节本《红楼梦》，似乎也不是全无商业考虑。史料证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销路尚好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及辅助读物；二是标点翻印的古籍，刘大杰选编的'《明人小品集》，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响较大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段。而节本《红楼梦》正好横跨这两类图书，或者说恰是这两类图书的交织物，它应当承载了出版者的市场期待和销售苦心。大约正是出于扩大发行的目的，《节本红楼梦》正式出版时，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绽：书名所使用的意在区别于原本《红楼梦》的标识性前缀，不是两度出现于茅盾《导言》的名副其实的“节本”，而是颇有些莫名其妙的“洁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饰，大约是为了告知市场：“这一部”《红楼梦》虽然描写了爱情，但文字是干净的，并没有“少年不宜”的内容，完全适合中学生阅读。殊不知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内行人都知道，《红楼梦》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练规范、诗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洁工作。这样一来，所谓“洁本”不仅显得无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变成了画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虚。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茅盾是怎样叙订节本《红楼梦》的。还是在那篇《导言》中，茅盾很随意地写道：

　　

　　陈独秀先生曾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见亚东版《红楼梦》陈序）在下何敢僭称“名手”，但对于陈先生这个提议，却感到兴味，不免大着胆子，唐突那《红楼梦》一遭儿。

　　

　　乍一看来，这段话仿佛告诉人们，在如何叙订节本《红楼梦》的问题上，茅盾不仅受到陈独秀观点的启发，而且同意陈独秀提出的删节原则，即“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红楼梦》中的“琐屑故事”？茅盾未作进一步诠释，我们还是来看陈独秀当年的原话。

　　

　　1921年4月，时在广州执掌教政的陈独秀，应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之邀，为初版《红楼梦》写了一篇序言：《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陈独秀首先对中国和西方小说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小说同样善述故事，那时小说和历史没有区别，中国和西方的小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小说受实证科学的影响，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同时将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给了历史；而中国小说虽然也发展了善写人情的一面，但却仍然承担着传布历史的责任，结果是“以小说而兼任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因此，陈独秀明言：“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底好现象。”接下来，陈独秀指出：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到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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