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祖贻：学外文不计成本行吗？
杜祖贻，1936年生于香港，祖籍福建同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讲座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讲座教授。
曾就读香港培英中学、金文泰中学，195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社会科学系。1963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在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记者：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越密切，对普及外语的要求越高，对外语教学的要求也越高，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听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一些新的看法？
杜祖贻：是的。要达成现代化，要深求进步，必须与国际接轨。要接轨就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外文；如此，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要有相应的措施，要腾出大量时间和投入大量资源去加强外语教学。现在的趋势看来有点手足无措，在中小学阶段不断增加外语课程，到了中学和大学，则倡用外文课本，用外语去教学，研究生院更要向英美看齐，让研究生用英文撰写论文，一些大学的教师也非用英文著书及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不为功。以至于中文成为次要语文，成了舍本求末。
记者：一些国际地位较高的发达国家不是这样吗？
杜祖贻：这个问题有人做过调查，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加、澳等英语语系的国家，学生用于语文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仅为中国学生的一小半。因为他们的母语本身就是今日的国际学术语言，对他们来说，英文以外的语文知识并非是必须的。他们学外语，一般是选一门与英语可互通的西方语言（如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学它三年便算。而中国学生学习中国语文的负担已经不轻，学习外语的时数又十分庞大。以香港为例，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上英文课的时数约为2400小时，再加上用英文去学习其他学科的时数，以及下课后自习英文的时数，用于学英文的时数可达六七千小时。这与西方学生用于学习外文不超过1000小时比较，每名学生须多消耗5000多小时的光阴去搏取一门外文的起码能力，这无疑是极大的消耗。
记者：中国人苦学英文的值与不值，可从一些成功人士身上找到实证。如我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选，就是上大学时下决心苦读英文、靠外语优势及早获得信息，从而抢占制高点的。
杜祖贻：王先生在大学时用功，使英文成为科研工具，这是值得的，不过也付出时间上的代价，可是比起香港的学生，损耗还不大。试想爱因斯坦当年在瑞士专利局公余的有限时间中，还要战战兢兢地用英文写报告的话，他那5篇用德文写的划时代的物理论文就不可能及时面世。如果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以至大学教授，能省去一部分学习外文的时间用于深入的科研、缜密的思考和直接的写作，他们的成就会较今日的表现更为可观。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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