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
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3
结果，在较少受到外患直接压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离的"学术"与"国家"再次凸显出其紧密的关联，4 体现了民初对清季的思想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学术"与"国家"的关联，两者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心态紧张。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不少趋新学人对于"国学"和"国故学"的定义和学科认同产生疑义，有的学者更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即简单探讨这一现象。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
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确曾较有吸引力，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一度风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导者弃用。这部分也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提倡将传统区分对待，曾重建出别于"君学"的"国学"。且其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已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 5
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在其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一年多后他将其重要著作命名为《国故论衡》时，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一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6 换言之，即使这中性的"国故"也是可以且应该商榷批评的。
不过，对"国故"这一略偏消极的隐含之义也不能太过强调，就在出版《国故论衡》的1910年，太炎又与其弟子钱玄同等发行了面向大众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今语杂志》，其宗旨便明确首列"保存国故"。7 以"保存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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