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论文
跨文化传播一词,最早出现在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德的着作《无声的语言》中。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1]150。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使信息的同步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电子传播使地球缩小成为一个村落,文化的传播有了载体。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都是人的延伸,而起源于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传播”,其核心就是跨文化,重点是对异质文化的关注。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关注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和文学的研究源于西方社会内部,其属性为西方学术内部的自发反省和批判。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葛兰西、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把后殖民的政治性批判更多地转向文化反思。跨文化传播使得后殖民理论成功吸引了曾经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注意力,而且也使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跳出了同质文化内部的传播互动,将其扩展到异质文化之间,同时赋予了后殖民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文化霸权极高的关注。所以说将传播学放置到后殖民语境下研究,就是把跨文化传播学放入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对研究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基调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近些年来前殖民地国家创作的反殖民题材的文学作品,极大地吸引了后殖民理论家的注意。碍于非洲语言的复杂,“口头叙述”传播的特殊,非洲作家的作品传入甚少。语言是传播的媒介,英语在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充当了中坚力量,研究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转播,更能从一个巧妙的视角,揭开殖民伪善的面纱。
非洲英语文学,又叫“黑非洲英语文学”,但是为了不增加其称谓的殖民色彩,这里去掉“黑”字。最早的非洲英语文学作品是加纳的约·凯瑟利-海福德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亚》(1911),但是其译本没有传入国内。伴随着殖民侵略和民族反抗运动的开展,非洲英语文学取得了快速发展。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英语文学成就显着,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埃克温西、阿卢科、图图奥拉、沃尔·索因卡以及加纳作家阿尔马等是其代表人物。东非英语文学出现较晚,20世纪60年代后才兴起,肯尼亚恩古吉、格·奥戈特、梅佳·姆旺吉是杰出代表。南非的英语文学也人才辈出,纳丁·戈迪默、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库切)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南非英语文学奠定了基础。非洲的民族传统、民族意识的觉醒,对祖国的热爱、对殖民主义罪行的揭露,构成了非洲英语文学的核心内涵。英语语言的运用,使得非洲文学得以走向世界,促进了非洲文化的传播。碍于非洲地方语言的众多、国内研究资料的不足,本文选取了阿契贝、索因卡、戈迪默、库切四位非洲国家声誉最高的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宋国诚着的《后殖民文学:从边缘到中心》中,把阿契贝、索因卡、戈迪默等列为后殖民作家[2],而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也是公认的后殖民作家。
阿契贝(1930—)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是1963年第2期的《世界文学》中高宗禹译的《瓦解》的片段,接着《外国文学动态》杂志1977年第五期用《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及其主要作品》一文详细介绍了阿契贝的创作。2007年,阿契贝获得英语文学最高奖——布克国际奖,国内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掀起了一股阿契贝热潮。在小说的翻译方面,1988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发行了尧雨译的《人民公仆》,2009年重庆出版社的重现经典系列全面引进了阿契贝全部的五部长篇小说——《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和《荒原蚁丘》。阿契贝还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诗歌和童话故事。在后殖民研究方面,姚峰的《阿契贝的后殖民思想和非洲文学身份的重构》(《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三期)见解颇为深刻,但总体来说还有大量研究空白。
阿契贝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他的《瓦解》一经问世就获得了轰动,被译为50多种语言,传播到全世界。他的作品《瓦解》和《神箭》,用英语讲述了非洲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对殖民者的入侵进行了鞭挞。阿契贝1975年发表论文《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灵〉中的种族主义》,开了后殖民理论的先河。阿契贝提倡用英语创作,寄予文学对殖民地的“自我界定”和“文化复位”的希望,批判非洲中心心态,强调非洲和西方的文明同样需要尊重,他希望通过“非洲人自己书写非洲人的故事”重塑非洲形象,使得非洲文化浴火重生,倡导东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这在跨文化传播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索因卡(1934—)是非洲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6)的作家。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了索因卡。1983年高长荣主编的《非洲戏剧选》收录了李耒和王勋翻译的《路》。索因卡获得诺贝尔奖后,国内对其研究热情高涨,1987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沈静翻译的《痴心与浊水》,1990年,邵殿生等翻译出版了戏剧选《狮子和宝石》,其中还收录了《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森林舞蹈》、《路》、《疯子与专家》等译作,2001年出版周辉翻译的《阐释者》,2004年出版蔡宜刚翻译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200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阿凯的童年时光》。诗歌的译介,主要有汪剑钊的《非洲现代诗选》、台湾贝岭的《狱中诗抄:索因卡诗选》;还有发表在《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期刊上的诗歌。对索因卡的后殖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2002年余嘉的硕士论文《森林之舞:后殖民语境下的索因卡剧作研究》和宋志明的博士论文《沃勒·索因卡:后殖民主义文化与写作》,对索因卡的研究十分深刻。
索因卡是具有强烈的非洲民族精神的后殖民作家,他挖掘和继承非洲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希腊神话和优鲁巴族的神话故事,建立以神话思维为基本特性的、和谐统一的传统文化体系,来对抗理性的、技术的、分裂思维的“欧洲中心主义”。宋志明的论文《“奴隶叙事”与黑非洲的战神奥冈——论沃勒·索因卡诗歌创作的后殖民性》提出索因卡的诗歌创作本质上是一部“奴隶叙事”,充满了殖民地作家的反抗精神,具有显着的后殖民性。[3]索因卡虽然主张一种“超越性的种族复兴主义”,但是也没有忘记对自己民族的愚昧性进行批判,虽然其激进的抵抗方式,是“在反抗的环境中想象过去”,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但这都无法撼动他在非洲后殖民文学中的地位。
戈迪默(1923- )是南非著名的女作家,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纸质媒体中,戈迪默最早进入中国读者的视界中是在1983年,《世界图书》第3期发表晓颂的`《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麦尔》一文,接着董鼎山先生1987年在《读书》第八期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正义的南非女作家》。这表明在戈迪默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国内就已开始关注她。1992年漓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七月的人民》,199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戈迪默短篇小说集》,译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我儿子的故事》和2006年出版《无人伴随我》,2008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贝多芬是1/16黑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生》。戈迪默在国内报纸杂志中出镜率高,但研究不够深入,在后殖民方面,《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路庆梅的《论纳丁·戈迪默后殖民写作困境的超越之途》和王旭峰的博士论文《解放政治与后殖民文学:V.S.奈保尔、J.M.库切与纳丁·戈迪默研究》(2009)研究较为全面。
戈迪默是混合性文化书写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政治气息,再现了种族社会的病态特征,致力于将西方文化与非洲土着文化融合在一起,追求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实现黑人与白人和谐共处。作品《虚妄年代》讲述了种族隔离下绝望无期的爱情悲剧,《陌生的世界》描述了白人豪华奢靡的生活和黑人穷困潦倒的“黑白世界”,《朱力的子民》预言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种族对抗事件……王旭峰认为戈迪默持激进主义左翼立场,笔者也认为在上述作家中,戈迪默的反殖民力度最强,一向被誉为“南非的良心”的戈迪默,从人道主义立场述说了黑人革命解放的心理和行动。戈迪默用“介入的文学”对黑白和谐共存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构想——既要对白人有本土化的认同,又要保持黑人民族主义的独立。
库切(1940— )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作家。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王丽丽的《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2000)和张冲、郭整风的《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耻〉》,影响较大。2002年9月,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第一本库切小说《耻》。从2004年4月开始,浙江文艺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库切小说文库”,包括《青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彼得堡的大师》、《等待野蛮人》、《幽暗之地》和《内陆深处》等10部作品。在后殖民研究方面,2010年举办的“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显着,会议论文收录在《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中,以及高文惠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见解颇为深刻。
库切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种族隔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对话隽永,结构精致,思辨深邃。库切虽然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饱受苦难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给予深切同情,但又不时流露出贬抑的情绪。这种温和的抵抗方式,王旭峰称之为“自由主义中间立场”,反殖民力度不够。《等待野蛮人》驾驭了文明冲突,《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对权力的审视和对历史的反思……在对历史结构和文化霸权的挑战中,库切建立了自己的理想国、个体是平等的,野蛮人和文明人是平等的,大家没有肤色、种族与性别的差异,世界是平等、和谐和自然的。
正如阿契贝所说:“非洲人民并不是从欧洲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文化’这种东西的,非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它经常具有一种深奥的、价值丰富而又优美的哲学。”[4]四位作家都具有跨文化的写作背景、后殖民的生存困境、用英语语言写作的特点,他们用自己的文学实践让非洲的文化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从以上的传播途径可以看出,在1990年之前,纸质媒体占主导地位,新世纪左右,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电子媒体成了主力军。数据库的建立,使信息从共享转向分享,这是传播界的一场技术革命。文化帝国主义是媒介帝国主义现象的实质[5],文化霸权更多的是信息霸权。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充当了文化殖民的工具。殖民者用英语打开了非洲古老文化的碉堡,也让那些说着非洲语言的作家用英语创作出了小说、诗歌和戏剧。据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消息来自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互联网流通的信息中,使用英语的占90%。[1]葛兰西提出“媒介霸权理论”,殖民者巧用语言工具,瓦解殖民地的文化。同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更应该注意英语语言殖民的隐蔽性,以应对文化霸权模式在中国的复制。
跨文化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英语唯我独尊的文化垄断地位的失落和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文化多元时代的来临。非洲跨文化作家的作品,为我们揭开了非洲文学真实的面目,索因卡、库切等的后殖民文学实践,使我们学习到非洲人民面对殖民侵略采取的抵抗方式。根据跨文化传播的原理,在传播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是“知己知彼”,信息传播过程中必须改变民族中心主义,在文化价值观差异中求同。只有这样,信息才能自如地在两套代码间切换传播,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有效性。在后殖民和全球化的时代,面对着强势的西方霸权主义话语,处于第三世界的我们要寻求一种新的跨文化传播基调——平等,鼓励媒介朝着文化平等主义的方向进行探索,贯彻协商、沟通、理解、融合的宗旨,把跨文化传播引导到良性的、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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