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理性
科学与理性1
编者按:本栏摘登了由青年学者刘华杰博士主持的关于"敬畏自然"话题讨论的部分内容.这个话题,自从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引起了我国学术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并在某些报刊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里刊发的`是四位青年学者从文化层面对"敬畏自然相关问题"发表的意见,供读者参阅.
作 者： 刘华杰 刘兵 田松 苏贤贵 Liu Hua-jie Liu Bing Tian Song Su Xian-gui 作者单位： 刘华杰,苏贤贵,Liu Hua-jie,Su Xian-gui(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兵,Liu Bing(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田松,Tian Song(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刊 名： 自然杂志 ISTIC PKU 英文刊名： CHINESE JOURNAL OF NATURE 年，卷(期)： 20xx 27(2) 分类号： 关键词：科学与理性2
一、凸显理解的质而非信息的量
从知识教学的角度看，中学生物学教学追求的应是理解的“质”，而非信息的“量”。即教师要遵循“少而精”的教学原则，以学科思想和学科观点统领教学内容，通过问题引领和学生活动等，最终使学生建构核心概念，领悟学科本质。零散的事实与信息不仅容易被淡忘，也缺乏迁移应用的价值，而在诸多事实基础上建构的核心概念，提炼的学科思想和学科观点则具有强大的统摄性和广阔的迁移力。正是学科思想、学科观点和核心概念才使得生物学形散而神聚，它们恰恰也是生物学的灵魂。在生物学中，进化论思想和生态学思想相互交融构成了生物学特有的学科思想。其中，进化是统一生物学的主题，它能够将生物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而“结构决定功能”等生物学科观点则为学科思想提供支持。例如，在教学“探讨细胞呼吸方式的进化历程”时，教师可提出“有氧呼吸过程为什么会含有无氧呼吸的步骤？”这一问题，让学生结合地球早期大气中氧的缺乏以及原核细胞中没有线粒体的事实，进行推测和分析。该问题能够驱动学生以进化的眼光重新审视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并适时渗透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生态学思想，通过描绘细胞呼吸方式进化的图景等思维活动，极大地增进学生的理解力和分析力。
二、培养学生理性的思维方法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应着重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教师在教学中应从以下两点着手：一是充分挖掘生物科学史中的经典实验的教学功能；二是践行“在做中学”的国际理科教育的共识，让学生从事部分或全程的科学探究活动，以训练他们的科学探究技能（11项指标[1]）。经典实验是科学家在探索生命奥妙的历程中所做的富有创新性的工作。生命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发现、每一个新的突破，无不凝聚着科学家辛勤的汗水、智慧的结晶。因此，经典实验具有如下教学功能：追溯生物学概念、原理、规律衍生的轨迹，从而达到深刻理解的目的；领悟科学家如何提出问题，寻找证据，不断深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而理解科学探究的本质；展现科学家求实创新、不畏权威和艰难的探索过程，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因此，经典实验教学能够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例如，在学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假说是如何被证明的？”这一问题时，教师可以把教学目标锁定在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方式上。带领学生走进摩尔根的精神世界，让学生了解他如何经历对孟德尔定律普适性和萨顿假说的怀疑，对果蝇白眼性状如何遗传的好奇，到根据果蝇性别决定的背景知识对伴性遗传现象做出假设，以及设计测交、反交实验进行检验的过程，在过程中让学生领会“科学是格物致知的.一种途径，其基本特点是：以怀疑作审视的出发点，以实证为判断的尺度，以逻辑为辩论的武器”[2]的内涵。生物学教师应扪心自问：我能作为生物科学界在课堂上的代表吗？现在很多师范院校偏重师范性，而轻视学术性，所培养的中学生物学教师因而缺乏研究能力[3]。当教师都不具备科学探究的思想和能力时，怎么能保证他教出的学生具有探究精神和创新素质呢？所以提高生物教师的科学素养是刻不容缓之事。
三、培育学生理性的精神气质
理性是自然科学的灵魂，是人性的底蕴[4]。在生物科学教育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其能力，还应发掘生物学科中蕴含的精神资源，培养学生理性的精神气质，使其养成客观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理性求真、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例如，在教授“探讨孟德尔发现遗传规律的成功因素”时，教师向学生提出了“你认为孟德尔坚持8年豌豆杂交试验的动力是什么？”“孟德尔是如何摈弃当时盛行的‘融合遗传’观点，提出‘颗粒遗传’理论的？”两个问题，可谓别具特色。前者可以让学生真切感受孟德尔是为追求真理而从事研究，而不是以科学发现以外的其他因素为目的，后者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创新精神，让学生领悟到科学正是在质疑、创新中不断发展的。
四、领略生物科学的理性美
生物科学教育中可以让学生审视美、鉴赏美。如同艺术追求的是和谐美，生物科学则重在理性美，这种理性美集中表现在它的统一美和严密美。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联合创立细胞学说，揭示了生物体结构的统一性；20世纪60年代著名细胞生物学家H.Ris将种类繁多的细胞划分为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两大类型，庞杂的细胞世界立刻变得那么整洁和统一；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统一了生物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遗传密码的破译，使得缤纷多彩的生命在分子水平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些科学史实无不揭示着生物学的统一美。小小的细胞却能进行如此复杂的生命活动，奥妙全在于它那严整有序的结构；囊泡及囊泡的运输是内膜系统的“无臂延伸”，其过程就像航运一样：在码头上装货，离岸、起锚、远航，在胞质的海洋中把特定的货物运向指定的彼岸，到岸后抛锚停靠，卸货清仓，船体又融回内膜，变回原来的存在形式。科学发现的过程同样充满了严密美。例如，混沌的遗传现象，由于孟德尔的精确—以数学统计为基础，孟德尔的坚韧—历时8年的杂交试验，孟德尔的假设—可见的性状为不可见的遗传因子控制，孟德尔的验证—不可见的因子又变为可见的性状，而真相大白，其思维的精巧，推理的缜密，实证的严谨，充分展示了生物科学的理性美[5]。生物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不仅有着逻辑关系的知识体系，还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探究方法，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和美学价值。中学生物学教师应该努力开启教学智慧，引领学生沐浴生命科学的理性光辉。
科学与理性3
在尝试了近一年的职场生活后，部分职场新人的心已经随着万物复苏的季节的到来，出现了不安分的跳槽念头，“不喜欢、不适合”成了上榜率最高的离职理由，究竟要如何衡量自己是否适合当下这份工作，面对去留应如何选择才足够明智？对此，专家将为你解读职场新人的跳槽现象，指导职场新人理性换岗、科学就业的技巧。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才重要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分析，毕业生易将兴趣与职业兴趣混淆，仅凭一时的兴趣草率选择职位，兴趣感渐失就会考虑更换新职业，但频繁跳槽只能加剧茫然感，使职业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兴趣通常是广泛的，是指对任何事物、活动的积极情绪，而职业兴趣是指一个人对待工作的积极态度，有将兴趣作为事业去发展的`意愿，相比兴趣更加稳固、持久。因此，择业一定要依据个人的职业兴趣，需要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可以通过专业性实习来确认，也可以通过职业兴趣测评获得参考。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提醒，少数职场新人会采用目盲尝试诸多岗位的方式来探索职业兴趣，结果只能得到自己不喜欢什么的结论，所以，择业不仅要依据职业兴趣，还要结合自身的专业、技能优势和未来的发展目标综合而定，在一定范围内确定自己的喜好，这要比一次次的发现自己不喜欢什么更有意义。
适合与否这样衡量最有效
王帆入职新公司6个月后提出离职，原因是“这儿不适合我”，据王帆的好友介绍，这是他第三次因为人际关系问题而离职，听多了王帆的抱怨让好友觉得很多问题应该出在王帆身上，而不只是“不适合”那么简单。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表示，多数职场新人离职时不会对原单位和工作抱有好评，这反映出新人跳槽时看待问题容易片面、偏激的特点，正因为如此，职场新人跳槽时则应多从客观、积极的角度看问题，并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计划性。如上述案例中的王帆并没有意识到一次次离职的真实原因是自身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而概括性的归罪于自己与工作不适合，如能从提高自身的人际协调能力着手，离职也并非唯一选择。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表示，自身与岗位是否合适，并不是由几个的挫败理由简单决定，无论对工作还是自身能力都应完成360度全方位的分析，如对工作的分析包括，企业文化 、工作地点、岗位要求、薪酬水平等，对自身的分析包括，发展目标、性格特点、职业兴趣、专业优势、岗位胜任力等。如果其中某些条件目前尚不能达到，但足以通过努力来实现，就不应成为抵触、放弃的理由，而应扬长避短来逾越职业发展的困境。
有关跳槽的规则与潜规则
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表示，跳槽的规则不外乎要遵守劳动合同、公司规章制度等规范性内容，通常，应按照公司规定提前一个月上交书面报告，按照离职程序做好工作交接，遵守保密协议、竞业协议等，如果冲动离职很可能会因违约造成一定的损失；所谓跳槽潜规则，是需要你遵守一些心理、情感上的规则，如在离职前一定要做好收尾工作，切忌甩手离开，以免给人留下不负责任的职场印象，再如一定要避免不愉快的离职，如争执、纠纷，更不要四处散播对老东家的抱怨和谣言，以免不能顺利通过新公司对你的背景调查。
综上所述，英才网联职业指导专家建议，职场新人有离职意向时若带有负面情绪，可暂时搁置离职这一选择，避免在情绪化状态下冲动离职，理性的分析目前岗位尚可继续发展的积极理由，用发展的希望淡化暂时的困境，同时要提高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能力。因求职者的工作连续性、持久性以及离职原因是任何企业在招聘过程中都很看重的部分，避免让这些原因成为求职的阻碍。
科学与理性4
一、个体合理性与集体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家们针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议题，围绕合理性提出各种模型，试图通过对合理性的论证来达到对科学与真理的说明。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合理性在于逻辑的合理性，逻辑可以将世界的一切形式表达出来。
逻辑实证主义之后，证伪主义者波普尔则将科学看作是一个通过否证而达到真理的过程，这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达到真理的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历史主义者库恩在解读科学时，认为人们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要依赖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并将这样的一种信念灌输到对科学的理解中，即“科学是一个逐渐形成、不断变化的过程，科学的领域是没有边界的，科学的合理性绝对没有先验的和一开始就永远确定的基础，不存在着普遍有效的、永恒不变的评价标准，合理性同科学自身一样具有自己的历史并将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科学的真理观从此受到了置疑。
自库恩的开创性言论之后，科学哲学研究力图寻找到一条可行的科学合理性描述道路。
例如，劳丹就将合理性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科学的目的与标准合二为一，在他看来，合理性不在于合乎理性，而只是合乎某一标准，这个标准在他那里就是能够解决问题，引导科学进步。
总体而言，以理性主义为标准的传统科学哲学弘扬的是一种个体合理性标准。
“基础主义的合理性模型是一种超越时间、超历史的合理性模型，它力图建立一种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合理性模型。
这个模型的主要标准是一套认识论原则和知识评价标准。
一旦这样的合理性模型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就成了个人事业，个人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合理性标准和原则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独立检验认识结果，别人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主体合理性最终划归为个人合理性。
但是，这一标准的存在也将科学一人类共有的事业转化为个体的研究，从而理性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也内涵了一个大前提，即不同主体的心灵是同一的。
或者，至少人们在对待理性这一问题时，心灵是同一的，相应地观察语言也是中立的，所有人对自然界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这样，科学知识便被看作是思想与外界单纯的二元关系，最终导致忽视不同个体心灵之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随着人们对科学审视的不断深人，人们逐渐形成了对科学事业与科学知识做社会学考察的倾向，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应运而生。
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看到科学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比科学社会学更为深人，将从前“黑箱”内的科学知识也放置在社会学框架内考察。
在这样的研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中将科学合理性划归为个体合理性的倾向，而是提倡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集体合理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试图建立一种关于科学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把科学家集体看作科学认知组织的相关单元，强调‘认知共同体’的集体认知或社会认知的突出地位。
个体合理性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也就不再适用，原有的科学合理性的内涵必须改变，认知共同体的作用得到强调，科学合理性中展现了集体认知的合理性。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信念考察
针对理性主义模型所要求的人类心灵同一性问题，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汉森的“观察负载理论”以及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等，都提出了质疑。
而且，在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人们也意识到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意识到“鸭一兔图”所表达的格式塔式鱿变化是个普遍现象，虽然人们目前还无法对人类大脑的认知形式进行有效的分析，但是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领域的研究。
同时，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观点说明了语言的非同一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也对人类语言使用的多元性给予说明。
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指出，既然语言对于每一个人不同，由语言表述出的自然图景相应地也不可能是相同的，这必然导致对纯粹的、单一内涵的科学真理、客观性与合理性的深度怀疑。
所以，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需要对社会因素进行考察，“在他们(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确立知识的本质，不能单纯地只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还需要考虑科学中的集体的和社会的认知行为。
其实，科学合理性在科学哲学史上发展到现在，其内招I已经演化为理论选择与接受标准之间的理性关系，而它的外延则体现在人类的信念和行为之中。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信念一方面是随自然及文化规范而变的，另一方面是与个体感觉经验相联系的。
这就一方面进入到对认知领域的寻二究，另一方面则必不可免地涉及到观察语言的情境性。
信念是知识论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在对知识进行研究的时候必定要涉及到各种信念。
巴恩斯(B.Barns)指出，人们对不同的信念不能够一视同仁，对流传下来的理论和知识形成了思维定势，同时，认为行为者自身(持信念的认识主体)也理所当然不需要解释，而其他人的不同信念则当作是反常的和有偏见的。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没有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看做是合理的或者是惟一的真理，“不过，通过证明可以合理地持有某些信念，包括科学信念，人们仍有可能声称它们具有特殊的地位。
人们也许会用科学活动的合理性来证明科学信念的可靠性。
尽管对这个世界总应当从某种初始的观点来探索，尽管‘事实’并不仅仅限于直接的感觉印象，人们还是有可能声称，某些特定的理论，由于参照它们局部界定的经验而通过了检验，或者根据这种经验得到了合理的完善，或者合理地与其他理论进行了比较，因而这些理论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比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过程的理论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更值得信赖。
选择那些不太可信的信念体系恐怕是不大合理的，而且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加以解释。
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倡导以这种姿态而持有的合理性信念，但是这种合理性不是一种约定的合理性，而是一种适时的合理性，这种适时合理性的构成所依据的就是在前面所说的文化规范与经验的情境性。
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合理性的疑问，并不是意味着完全放弃什么是合理的，而要放弃的是那种可以作为知识衡量标准的惟一合理性。
因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关于自然信念变化的原因，也能够正确理解信念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倡的是一种适时的合理性，就像标准是在不断改变的一样，合理性是与情境性相关联的，他们否定一种惟一的合理性或有效性，是要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多元的合理性。
先前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发展模型中，理论的生产者基本上不用去负责理论的评价问题。
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中，理论的生产者不仅仅是生产者，还是理论的评价者，也就是说二者的身份是同一的，科学家的生产者身份在对理论评价时必然发挥作用。
因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既要关注行为者自身因双重身份而具有的相对性立场，更要关注在这样的过程中科学合理性受到的冲击。
三、实践、文化与科学合理性
对科学合理性的认识论信念考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性研究所讨论的问题更加细致，深入到了科学知识产生的微观过程，表明了科学受到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更加丰富了科学合理性的内涵。
著名的科学知识建构论的主要代表诺尔一塞蒂娜(K.Know一Cetina)就认为:“科学成果从与境方面说是特定的建构。
这些建构带有创造科学成果过程的境况偶然性和利益结构的标志，没有对这些建构进行分析，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这些科学成果。
科学研究程序中，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选择是当地的，依赖于具体的研究境况，科学知识的产生以及接受被内化到实验室的细枝末节中，实验室这个微小的单位已经将科学知识体系细致地描述出来。
在诺尔一塞蒂娜的后期研究中，她转向了对实验室文化的研究，她将这种实验室文化的研究称为“认知文化”。
认知文化比前期的科学实践考察视野更广泛，以前对科学实践的考察只是关注与实践相关的科学家事务、实践规则和科学家活动，而基于认知文化的实验室生活世界则将视野拓宽至参考情境以及关于情境的世俗的、本体论的和空间的等结构。
诺尔一塞蒂娜指出，“认知文化聚焦于不同的以知识为导向的生活世界，不同的关于经验的意义，参照物(知识客体)的特殊建构，关于仪器的独特的本体论，认知主体的特殊模型。
在我们看来，诺尔一塞蒂娜对科学知识的实验室考察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科学合理性模式怎样改变，但是她所提倡的科学实践分析模式则隐含着人类合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演变)也就是科学合理性不是文化无涉的，而是受到多种认知、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
与诺尔一塞蒂娜的研究方式相近的另一位人类学家特拉维克通过对HEP(高能物理学)社区的考察，描述了物理学家的文化取向和物理学界文化，以及日本和美国各自的HEP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等等。
这种实践性研究采用大文化的视角，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被看作一种信念或文化现象。
在科学认知中，科学合理性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人类科学理性的形成过程因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这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那里早有论述，巴恩斯认为“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科学的不同分支有着潜在的文化内聚性。
他指出，科学在逐渐被当作是一种有着相当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相对自主的文化。
马尔凯(M.Muikay))也对科学做了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和解释。
他指出，在对科学知识做社会学的分析中，文化资源同科学家们所使用的认识或技术资源同样重要，科学知识作为科学文化成果，应该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接受社会学的分析。
因此，科学合理性的内涵中就不可避免地融人了文化等因素。
四、小结
探索科学合理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力图说明，我们如何解决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争论，如何选择一种可以用来约定的标准。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外延延伸到人类的行为与文化实践中，布鲁尔(D.Bioor)在巴恩斯的启发下，也曾作了“自然合理性”与“规范合理性”的区分，自然合理性表现为人类的一般认知特性;而规范合理性是指确立或认可的推论模式。
他们认为，不可能有真正.原始的观察语言，观察语言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协商，也是在互动中被维持和修改的，因而也就没有一组特定的信念是合理的或为真理的;真理不意味对某一问题绝对正确的把握，更不意味是其他问题的衡量标准，基于此可作为科学知识衡量标准的单一的科学合理性是不可能的，衡量知识的标准也是一种适时的集体协商的产物。
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离开了行为者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便很难说明科学因素变化的动因。
科学家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选择固然可以从他持有的理论、方法和目的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说明，但这并不能排除当时社会环境、生产实践水平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讲，至今，科学哲学提出的任何一个科学合理性的模式都不能完全应用于科学的实际过程。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前述的模式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科学知识只是对自然界进行的客观描述。
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科学合理性的模式，但他们力图证明，科学知识不只取决于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它还是人们交往的产物，是由作为集体成员的人社会性地建构或构造出来的，同时也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从信念的心理分析以及文化的角度看待科学事业，科学合理性也会从一种约定的合理性变为一种自然的、适时的合理性。
正是在消解静态的合理性并建立一种动态的合理性的过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表达了他们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即:不存在独立于任何范式的关于世界运作方式的客观真理，科学领域也不例外，更没有一套固定的标准衡量不同范式下的信念。
科学与理性5
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也面临着如何跟上现代科技发展步伐的严竣挑战，也就是如何既能保持哲学最大限度的普适性和应变性等特点，又能避免自然语言在表述哲学原理时容易引起的歧义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争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才能在大横断性、跨域性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继续发挥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张玉祥教授的专著《广谱哲学探索》一书，对实现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进行了扎扎实实、具有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新探索。特别是在高扬哲学的现代科学理性方面，广谱哲学做了一系列令人折服的工作。下面笔者拟从三个侧面谈些感受。
一、广谱哲学为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般来说，哲学是一个纯粹观念性、思辨性的学科，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上，但传统哲学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语言含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思辨思维的某种神秘色彩，这是导致哲学史上对许多命题长期论战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现代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曾试图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工具来改造传统哲学的形式，但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些尝试终未成功。这是因为这种“改造”使哲学变成了实证科学，丧失了哲学的根本性质，离开了哲学的“谱”，并因而招致了许多哲学家的批评。张玉祥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吸取了历史上在哲学科学化、规范化间题上的种种教训，鲜明地提出了“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标准，充分吸收和扬弃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与现代结构类数学（集合论、图论、近世代数、数理逻辑等）的新成果，使广谱哲学奠基在极其宽厚的科学和数学基础上，初步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四化”的目标。
从常规科学的眼光看，很难想像迈出这一步的困难有多大。精通数理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对于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可运用观察实验手段计量或模拟的问题，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于像哲学思想、民间谚语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学、绝大多数人形成的思想共识等等纯粹思想性、无法直接度量与操作的东西要实现这几“化”，确有天方夜谭的感觉。至于公理化则一般要到一门数学或精密自然科学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进行，而哲学还处在不同学派的经常争鸣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无争议的原始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无法想像的。广谱哲学的首要的或关键的一步是她针对传统哲学的现状和实际，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狭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义极其广泛又相对确切的水平上；特别是她找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泛系方法论这样一个可模拟一般事物机理的锐利武器，从而使哲学的现代科学化这样一个“神话”成为现实。
二、广谱哲学转变了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宽阔的桥梁
广谱哲学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模型和方法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种模拟和描述，不是一个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问题，它的触角所“伸入”的'是哲学问题的内在结构，因而它改变的就不仅是哲学问题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例如哲学思维要求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对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体的社会历史，什么是“宏观整体”？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传统哲学没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论，它仅仅是提了一个要求而已。广谱哲学则提出了形式具体的“历史望远镜理论”，它为“历史望远镜”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结构化的定义，并为如何使用“历史望远镜”制定了一个不失普适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观测程序。这就把哲学家们纯粹定性的、观念的、思辨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及可运作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广谱哲学所实现的这种转变，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可双向交流的宽阔的桥梁。人们知道，早在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和欧洲广泛传布的鼎盛时期，著名生物学家施莱登、大数学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都曾经对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而黑格尔则对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及其机械自然观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应该说，这种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对立和互相诋毁的状态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两大阵营”的互相蔑视和攻讦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广谱哲学的一个重大价值就在于，她以现代科学的语言、方法、模型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双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对曾经貌似空洞玄虚的哲学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他们借助现代科学语言直接吸取哲学营养。另一方面，广谱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也向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讳言，由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壁垒，由于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原因，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不熟悉现代科学的陈述方式，不了解现代数学的广义量化趋势，不少人的知识层次还停留在近代经典科学和数学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广谱哲学，甚至要评价广谱哲学，必须具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现代科学（如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和现代数学（如离散数学）的知识。广谱哲学的建立，无疑促进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
三、广谱哲学把过去凭“悟性”或“内省”才能把握的理论转化成了可组合模拟的理论
许多人都承认，传统哲学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观念的或思辨的语言所营造的理论迷宫一般人难以走出来，学习、理解和掌握哲学理论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内省”能力，特别是像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更是如此，这和学习自然科学或一般科学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模拟、解题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哲学没有具体的可观察对象，她研究的是所谓“形而上”的层次，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遍道理。但这是不是哲学只能凭“悟性”或“内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实上，被称为现代抽象数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形而上”的，即远远超出了可观察对象的范围，例如现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识，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论等等，它们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结构，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内容的统一。但这些知识都不是凭“悟性”、“内省”或“参验”所能掌握的，它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知识阶梯、一定的逻辑生成程序理性地获得。
哲学理论需要“悟性”去“参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学（如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它们采用自然语言来描述哲学问题，自然语言含义丰富、用法灵活，同时歧义很多，为了能够用自然语言“精确地”描述“形而上”的问题，必须对自然语言本身进行提炼、抽象和“蒸发”，使之脱离自然语言的朴素意义，形成远离日常交流含义的思辨语言，这就为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设置了语言的障碍。特别是，每个哲学家都试图创造带有个人特点或学派特色的专用语言，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共同语言，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难度。
对于像辩证法这样极其深刻和独特的理论而言，要能够在理性上把握她还有第三个困难，即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描述和模拟辩证原理的内在结构。例如像辩证否定、辩证矛盾、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互相渗透等概念与常规科学的思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相去甚远，传统的数学无法描述，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只能做宏观的、定性的粗略叙述，而无法深人到内部结构。
广谱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个困难，这种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结构性的离散数学模块来描述哲学问题，这些模块足够普适，足以满足哲学普适性与应变性的要求；这些模块也是一种统一的精确语言，避免了各个哲学家的“门户”语言。特别是，广谱哲学依靠数学模块的组合方法可以精确地模拟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复杂哲学理论。例如辩证矛盾的概念在经典辩证法中规定为“又对立又统一”，这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从描述方式上说，传统的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用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又无法精确刻划其结构。广谱哲学则用两个模块的组合准确地刻划了这一概念。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广谱哲学使用集成性的数学模块并通过各种组合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哲理属于一种典型的逼近转化方法，这正如数学上用折线逼近曲线、用直边形的累和逼近曲边形面积、用欧氏空间粘和成高维流形、用平凡的（数学上即可用笛卡儿直积表示的）纤维组成非平凡的（整体上不可用笛卡儿直积表示的）纤维丛等等，相当于由广义的“直”逼近广义的“曲”，广义的“平凡性”逼近广义的“非凡性”。使整体上看来无法捉摸的复杂结构转化成局部相对简单的模块并合理地组合生成。应该说，这是广谱哲学对逼近转化方法在哲学量化建模上的创造性运用。这种运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棘手的复杂哲理的数学化问题，而且使学习、研究哲学由依靠“悟性”、“参验”与“内省”等非理性方式转化成了依靠知识和科学理性的方式去把握。
使哲学思想或原理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是从著名哲学家笛卡儿以来多少代哲人的一个诱人理想，这个理想的实质就是彻底的科学理性精神。但要实现这个理想，需要科学特别是数学发展到足以描述一般哲学思想的水平，这个条件只是到了以集合论为基础的结构型数学得到长足进展的今天才初步具备。张玉祥教授经过18年的艰苦探索，通过对现代数学及有关数学成果的扬弃和改造，创造出了广谱哲学这样的初步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新型哲学理论，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广谱哲学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株植根于哲学土壤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之树必将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科学与理性6
内容提要 本文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指出其主要功绩是实现了由古典文人教育向现代平民教育的转型，达成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目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扫盲、推普，初步形成了现代白话文教育规范。主要问题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经验主义、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泛滥，“泛政治化”导致了“话语专制主义”，“以阅读为本位”的“吸收实用”型教学规范的本体论错位，语文应试教育与言语应用及人的言语上的自我实现严重悖离，“科学化”沦为“伪科学”，语文学科沦为“伪学科”，语文界狭隘的排外心态等。认为语文教育要走出低谷，成为素质教育的基础学科，迎接21世纪信息时代的挑战，语文界要以开放多元的创学科意识对语文教育作哲学的和学术的探究，语文学科呼唤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关键词 语文学科；世纪反思；科学态度；理性精神
清末禁八股(1901年)、废科举(1905年)、兴新学，标志着我国科举语文教育的终结，和古典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转型。由此发端的现代语文教育迄今已经历了将近百年。历史何其相似，世纪初学界先进讨伐“八股”教育祸国殃民的呼声犹在，而今国人谴责“新八股”教育“误尽苍生”的声浪又起。世事沧桑，而“八股”阴魂不散，且“新八股”比“老八股”影响更广、为害更烈。——语文界已到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世纪回眸：现代语文教育的最大功绩是教育目的从为“功名”转向为“实用”，以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性地位，“将文字交给大众”；最大弊病是教育目的从为“实用”又回到了为“应试”，基本理论研究的滞后，与步入“伪语文”“伪科学”的歧途。
从20世纪初以来，语文教育带根本性的变革与存在的误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语文教育的目的从为“功名”转向为“生活”、为“实用”。世纪初一批文化精英对“八股”教育的弊害作了否定和批判，倡言实用、应用、求真、立诚，语文教育开始从旧式文人教育向新式平民教育转变。诚如鲁迅所言：“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①]但由于政治、教育机制上的种种负面因素的惯性与导向作用，与语文教育本身的认知上的偏颇，使这一变革“名至而实末归”，并未真正达成向为生活，为实用、应用的转变。
二、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地位。追求“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以言语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使语文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了现代性。“国文”界着力于白话文教育的学科建设，编制了注音字母，尝试建立“国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编辑了多种形式的“国语”“国文”文选类教材，为实用、应用之需，1920、1930年代，独立的白话文写作教材的编写曾盛极一时，“国语”教学法和“国语”的作文教学法研究也随之兴起。但汉语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三、“以阅读为本位”取代科举教育“为写择读”的教学范式。清末民初的语文教学，一反“八股文”教学写什么模仿什么的“为写择读”法，对从“揣摩依仿”到“穿凿附会”的急功近利的教学观作了批判，对“阅读”的重要性重新加以确认，这对于增加学生的学养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矫枉过正”，把阅读的重要性强调得过分，末能辩证地认识读、写关系和语文教育的主要矛盾，未能正确认识阅读与写作各自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将写作教学放在阅读教学附庸的地位，放在事实上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处于无序、放任的状态，致使语文教育成效不彰，长期在低谷徘徊。
四、试图以“科学化”改变“神而明之”的蒙昧主义。语文学科的科学化，从现代语文教育开创以来，语文界几代人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陈望道、梁启超、黎锦熙、叶圣陶、阮真、吕叔湘、张志公等均积极倡导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对学科基本理沦的研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致思方法盛行，对汉语文教育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体认，往往这种求索就变得十分的盲目。例如教学体系和方法的全盘苏(前苏联)化，语法系统的西化，文章解读的统一化，测评的标准化等等，均被视为“科学化”，而实际上并无科学性可言，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给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变革，真正达到目的、取得实效的，只有第二条，即以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性地位，语文教育因而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时代性和全民性。“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而其他三条，这些变革在不同时期也曾发挥过较大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均不尽如人意：从科举语文教育中走出来，倡言实用、应用，又陷入实用主义，重蹈“应试”教育的复辙；打破科举教育急功近利的“为写择读”的范式，又走进“重读轻写”的死胡同；力求摆脱语文教育的混沌状态，倡导科学化，却误入“盲目化”、经验主义、唯心论的歧途。
分期考察：转型奠基期：白话文教育开端基本面尚好，却以“没有成绩”告终；曲折前进期：重“道”轻文，“道”盛则文衰，走上“泛政治化”一途；困顿倒退期：有“道”无文，背离了语文规律，道、文俱败；发展迷失期：教改有所进展，“应试”教育导致前功尽弃。
一、转型奠基期(1901—1949)
这一时期始于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转型期，其后社会环境始终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战事不断。现代语文教育规范处在艰难创构之中，“以阅读为本位”的教学范式逐渐形成；所作的教研和教改，大多是或直接或间接引进国外教育观念和方法。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立足于对汉语文教育规律和特点进行较为深入地理论探讨的成果尚不多见。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认知方法初见端倪
我国语文教育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语言文字载体形式的改变。从清末民初开始，就已经有了面向大众的白话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一些领风气之先的学校在1910年代就率先尝试白话文教育。及至1920年，教育部令初等小学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初等小学四年均为语体文教学。而中等教育，仍是文言、白话并存。阅读教材，随着年级的增高，白话文递减，文言文递增；写作教学先是文言、白话两种体式的写作训练并重，直至1940年代，文言写作训练才不再作统一的要求。在1930年代，经历了一场“文言、白话、大众化论战”，改革派驳斥了守旧派的回潮，白话文教育逐渐占据了主导性地位。
在四个时期中，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研究质量较高、成果较显著的一个时期，这方面情况将在下文“问题之二”部分详述。
这一时期的主流教学范式是“以阅读为本位”、“以读带写”。这一范式的基本体制，一以贯之，至今仍为主流教学范式。
在这一教学范式下，这一时期语文教育质量不高，学生语文程度低落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国文界。早在1920年代，夏丏尊就谈到：“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的现象，不但现在如此。”[②]王森然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③]到了1930年代，此类抱怨和非议更是有增无已。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学生》杂志上开展了一场历时8个月之久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认为中学生“国文”程度“行”的，与‘不行”的，各执已见，未能达成共识。作为这场讨论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叶圣陶，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到了1940年代，“国文”教育的问题益发受到各界的关注。1941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中等学校“改进国文教学方法”，改两周作文一次为每周作文一次。也于同年9月手令教育部通饬各校：“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连一直认为持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观点是守旧派的偏见的叶圣陶，也终于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修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④]
叶圣陶在半个世纪前说的这一番话，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评述当今语文教育的状况。时过境迁，而语文教育居然面貌依旧，这偶然的巧合中是否在昭示着必然呢?
科学与理性7
一：希腊先哲的精神觉醒
1、 希腊最早的哲学：自然哲学，“哲学之父”泰勒斯，创立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万物皆由水生成，又复归于水，大地漂浮在水上。——人具有自主意识的体现，标志西方人的精神觉醒。
2、 智者学派(诡辩学派)：从认识自然转移到认识社会，提倡怀疑精神，反对迷信，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决定作用。代表：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但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感受，忽视人们认识的共同性，给主观随意性、个人自由主义打开方便之门。
3、 苏格拉底：认识人自己，知识即美德——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方向，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4、 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学着者，“吾爱吾师，吾有爱真理”；最大的哲学贡献石川立了逻辑学，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文艺复兴巨匠的人文风采(14-16世纪)
1、 背景：14世纪以来意大利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人生享乐，但自身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借助被教会视为异端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来表达自己的反封建思想；黑死病的蔓延。
2、 实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用“人本”对抗“神本”，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肯定世俗生活的享受和乐趣，崇尚理性和科学，关注对人、社会和自然的研究。
3、 文艺复兴前三杰：薄伽丘(《十日谈》)、但丁(《神曲》)、彼特拉克。
4、 文艺复兴后三杰：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米开朗琪罗(《大卫》《摩西》“市民英雄的创造者”)、拉斐尔(《西斯廷圣母》“画圣”)。
5、 16世纪，英国诞生杰出的人文主义戏剧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三：挑战教皇的权威——宗教改革(15-16世纪)
1、 罗马教会：“因行称义”——依靠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和复杂的圣礼才能得救。
2、 马丁.路德：“因信称义”——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不能靠善功、圣礼和神职人员，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具有鲜明人文主义色彩。
3、 加尔文：“信仰得救”“先定论”，《基督教原理》。
4、 宗教改革的导火线：《关于赎罪券的功效》(《九十五条论纲》)。
5、 宗教改革的影响：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形成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6、 宗教改革的实质：资产阶级反对天主教会、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四：理性之光——启蒙运动(17-19世纪)
1、 背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2、 实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思想解放运动。
3、 含义：启迪和开启人们的反封建意识，给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用理性而不是外界的权威来判断一切事物，只敬畏真实，尊重科学，不再信奉传统的偶像与教条。
4、 特点：比文艺复兴更为彻底，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
5、 意义见p57。
6、 代表人物：领袖人物伏尔泰(法)——自由与平等，政府的作用，开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
孟德斯鸠(法)——《论法的精神》，三权分立。
卢梭(法)——《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暴力革命。
康德(德)——《纯粹理性批判》，人非工具。
五：近代科学技术革命
1、 哥白尼(波兰)：太阳中心说——改变了那个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2、 (意)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颗卫星，为日心说找到证据；开创以实验事实为依据的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之父”；创制天文望远镜；为牛顿力学创立了基础。
3、 牛顿(英)：建立经典力学的基本体系，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物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海王星的发现；微积分的创立者。
4、 达尔文(英)：1859年《物种起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71年《人类的起源》——人猿同祖；1863年赫胥黎(英)《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5、 瓦特(英)改良纽可门的蒸汽机，摆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蒸汽时代——1807年富尔顿(美)，轮船——1814年史蒂芬孙(英)，汽轮。
6、 1870年格拉姆(比)依据电磁学理论设计出发电机——电力时代。
7、 美发明大王爱迪生，1000多项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