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热看中国人的道德困境

从《三国》热看中国人的道德困境

近来不少电视台纷纷上映新版《三国》，围绕这部戏虽然存在不少争议，但我依然认为它拍的不错，因为该剧一定程度上把《三国演义》及几百年来中国人集体创作的三国故事中被扭曲的曹操和刘备形象还原了回来。三国这段历史之所以一千多年后仍让人觉得荡气回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曹操和刘备是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他们都是毕生孜孜追求清明政治的人，两人的区别是，曹操为实现良政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刘备则认为，如果手段不得当实现良政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曹操和刘备的争斗表面上是小人和君子之争，实际上是实现良政的现实主义道路和理想主义道路之争，但两人都失败了，反而是手段下流却道貌岸然的司马懿家族最终统一了中国，而这个家族建立的西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秽乱的朝代之一。正因为如此，三国这段历史才具有了亘古永恒的悲剧魅力，千百年来打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 三国的历史向中国人证明了，仅靠君子之道是无法实现良政理想的，指望靠小人之道“逆取而顺守”来实现良政，则难免像曹操那样背上千古骂名，而且一旦遇到司马懿这样的伪君子，曹操那样怀揣理想的“真小人”同样会败下阵来。或许正是因为三国这类劣币驱逐良币的历史一再重演，中国人才无奈形成了柏杨所深恶痛绝的“酱缸文化”。三国的历史经验似乎告诉我们，理想主义不能当饭吃，虚伪是虚伪者的通行证，真诚是真诚者的墓志铭。正因为深知道德与真诚的可贵与脆弱，中国人心底里对这两样东西的渴望与尊重或许超越了任何其他民族，但现实生活中对这两样东西的坚守却远不及许多其他民族，至今仍在这种如魔咒般的道德困境中挣扎。 作为内心和现实妥协的产物，投机文化在中国盛行起来。《中国私有化》一书的作者之一侯伟(Fraser Howie)说，投机在中国是一种生活途径。投机者承认规则，否则就是犯法了，但投机者又不相信规则，于是他们把规则庸俗化，把支撑规则合法性的理想主义神圣化。由于理想被抬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因此它就与现实社会脱节了，成了不必真正在意的东西；由于规则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护佑，它就变成了可以任意变通和扭曲的权术工具。正是因为这种投机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在《三国演义》和历代三国故事中，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刘备才被塑造成了不接地气的“高大全”，反而让人疑心他是伪君子；力图通过现实主义道路实现良政理想的曹操则被塑造成了全无政治理想、一味玩弄权术的阴谋家，成了投机家可借以发现自身道德优越感的安慰剂。 然而投机毕竟属于捣鬼之术，鲁迅曾经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中国目前实施的房地产新政，如果因房价企稳或全球需求显著走软便虎头蛇尾，那就会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投机行为。因为确保房价不突破老百姓的合理承受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迫切实施的良政，不管是不计代价坚守这一目标，还是通过迂回方式实现这一目标，都能体现政府对良政的孜孜追求，应该说，这两条路都是险途，否则刘备和曹操也不会成为引发后世人无限感怀的悲剧人物了，但放弃这一目标而选择投机，只会使中华民族在“酱缸文化”的道德困境中陷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