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道德经》的文学艺术和语言风格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论文，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有韵散文体文学作品，是《楚辞》《汉赋》《骈文》的模本，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渊源。从古至今，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子的哲学智慧和文学水平同时比高。有老子一样高哲学智慧的却没有老子一样高的文学水平，有老子一样高的文学水平却没有老子一样高的哲学智慧。由于老子有“两高”，所以遭人怀疑和妒忌。“五四”时期出现了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新儒生的奇怪逻辑推理：“《道德经》是散文体，《论语》是问答体，散文体不可能在问答之前，所以《道德经》是西汉人的作品，在孔子之前没有老子这个人。孔子才是百家始祖。”如此荒谬的逻辑推理当然经不住胡适、张煦、夏曾佑等人的反驳，却反而使梁启超等人“尔曹身与名俱裂”，遭人讥笑为无知低能。长沙马王堆墓帛书甲本、乙本和荆门郭店楚简的出土，用事实证明了梁、钱、冯的推理是荒唐的。
第一节 中国最古老的文艺理论：“诗有六义”说《毛诗序》云：“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一、风。
《诗关睢序》：“一曰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笺》云：“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直言也。”《释文》：“风，刺同。”
这意思是说，“风”是一种伦理政治论文，强调言论自由。语言风格是：不要粗鲁，要委婉温和。表达手法是：用比喻描述，生动爱听，通俗易懂。
二、赋
《诗周南关睢序》：“二曰赋”。《疏》：“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斑固西都序》：“赋者，古诗之流也。”
这意思是说：赋是一种诗体：赋体诗。表达手法是叙述、陈述，是现实主义手法。
三、比和兴。
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曰比词也。比之与兴，同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诗诂》：“兴者，感物而发。如，仓庚于飞，熠耀其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类，《释言》：“兴，起也。”
这意思是说，比和兴都是表达方式（表现手法），都是触景生情，寓情于景。比与兴不同的是，比则重在打比方（比喻），喻体和本体明朗清晰。兴则重在寓情于景，景物明朗，本意隐晦，兴起全文，让人联想。比和兴都是浪漫主义手法。
四、雅。
《诗小雅》：“以雅以南。”《笺》“雅，万舞也。周东，尚武，故谓万舞为雅。”《注》：“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
这意思是说，以南面而坐为正，乐以周乐为雅正，言以后世可以效法的正面观点为雅正。对于诗歌文章来说，雅正就是正面的中心思想或主题思想。雅是正面观点的思想内容，不是表现手法。
五、颂。
《正韵》：“颂，称述也。”《释言》：“称颂成功谓之颂。又，“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礼少仪》：“为人臣下者，颂而无谄。”“颂，谓将顺其美。”《韵令·徐曰》：“此容、仪字，歌诵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道作颂。后人因而礼之，以此为歌颂字。”
这意思是说，颂是一种叙述和形容（描绘）仪表美和功德美的作品，所写内容要自然真实（“顺其美”），不能虚构夸张（“颂而无谄”）；所用的词语是褒义的、赞美的。颂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
“诗有六义”的论述并没有对文学艺术作出明确划分，论述也不大清楚。到了后来曹丕的《典论》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才有了明确的划分和论述。但与今天的文学艺术的划分有很大不同。本章运用“诗有六义”和现代文艺分类以及语法、修辞规则，来论述《道德法》的文学艺术和语言风格。
第二节 《道德经》的体裁：中国最早的长篇哲理散文诗或长赋
一、界定《道德经》的文学体裁
按“诗有六义”的理论来说，《道德经》是长赋。运用的艺术手法是“六义”俱全。对反面观点的批判是“风”，对正面观点的陈述是“赋”，对大道的描绘和形容是比和兴，正面观点鲜明是“雅”正。对大道、人心的颂扬是“颂”。
按现今文艺体裁理论，《道德经》是长篇哲理散文诗。《道德经》是论述哲学理论“道”和“德”，具有“哲理”，有别于叙事和抒情的长诗。《道德经》讲究有韵、对仗、长短句式，把叙述、描绘（比和兴）揉为一体，具有诗歌艺术特征，有别于一般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所以，《道德经》是长篇哲理散文诗。
二、《道德经》体裁是中国文学艺术体裁的渊源。
在《道德经》之前，只有短小诗歌，没有长篇赋体。在《道德经》之后，才有屈原的《离骚》等楚辞那样的抒情兼说理的长赋。很显然，楚人屈原从楚人老子的《道德经》体裁得到了启发和学到了长篇赋体，把论述哲理改造为以抒情为主、说理为辅的赋体。可以断定：《楚辞》源于《道德经》。汉赋则是学习《楚辞》而来的，六朝骈文是学习汉赋而来的，唐诗中的长诗和宋词中的长词都是学习骈文体裁而来的。从这条文学体裁脉络看来，诗词、歌、赋虽然有了分化，但散文诗——赋的基本体裁特征没有变，其源头是《道德经》。至于后来的策论和政论文体则有更是源于《道德经》。
第三节 《道德经》的艺术手法（表达方式）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渊源。
虽然在古诗歌里分别出现了“六义”手法，但没有一首诗集中了“六义”的。如上节所述，只有《道德经》才集中地综合地运用了“六义”，运用得十分灵活而又得体，并且进行了创造和发展，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一、《道德经》里的“风”
“风”是《道德经》里的一个主要艺术手法，把“风”的运用推向一个高峰，并且比以前诗歌里的“风”的“上以风化下”筛掉，使“风”所附着的本体更清晰了，使“风”更自由地运用了。
首先，老子要求执政圣人“以百姓心为心”，“行不言之教”。执政者没有权利教化国民，言论权在国民手里，“上以风化下”是不正确的。这里说的是“风”的本体“思想言论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是“风”的本体，“风”是思想言论自由的艺术形式。只有思想言论自由，“风”的手法才能得到自由运用。如果“上以风化下”，那么“上”就会只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来给国民“洗脑”，“上之言”就是 “金口玉言”，不可反驳。所谓“下以风刺上”就是假的，真的“刺”了“上”，就犯了“逆上”“刺君”大罪，国家就成了“一言堂”了。
其次，老子大胆地自由地使用“风”的手法，劝说、反驳、批判、讽刺恶理、恶政、恶习。如：“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等句，是劝说。“绝圣弃知”，“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等句是批判。“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天下？”是讽刺。“五色使人目明”是反讽。“民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是反驳。
从老子对“风”的论述和运用，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风”。“风”是反驳手法，讲究幽默讽刺和辩驳。俗云：“理越辩越明。”辩驳道理是民的`事，用不着权贵来评判：“公道自在人心”。辩驳道理，双方必须处于平等自由状态，用不着以权乱言：思想言论自由是天赋权利。所以，思想言论自由权利是“风”之体，之本，“风”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利之用、之末。老子之所以能很好地运用“风”的手地，是因为他的思想言论是自由的，他没有“忌讳”。“多忌讳而民弥贫”，这个“贫”不仅“贫”在经济上，而且“贫”在思想言论上，是“哲学的贫困”。
二、《道德经》里的“赋”
“赋”，是《道德经》的主要艺术手法，所有以陈述语气说理的句子，都是“赋”，如第一章开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这些陈述句子占《道德经》里的一半以上，所以《道德经》是赋体。老子以“赋”的手法为主，以后的论文就都以“赋”的手法为主了。
三，《道德经》里的“比”和“兴”。
《道德经》里凡难于平铺陈述的或需要表达得生动有趣的思想内容，都采用“比”和“兴”的手法。如第六章写大道“谷神”。“谷神”是感觉不到的很难理解的思想内容，老子就用“比”和“兴”的手法来描述和形容，以“玄牝”比喻“谷神”，以“玄牝之门”比喻“天地之根”。牝是人们经常看到的母牛，人们能感觉到母牛的生殖能力。这样一比兴，就生动有趣了，便于想象理解了。如第八章写大道“上善”。“上善”也是人们感觉不到的难以理解的思想内容，老子就运用比兴手法，用“水”来作象征：“上善治水”。水是人们熟悉的东西，这样一比兴，就好理解了。如第十四章写大道“一”。这里的“一”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数数时的那个“一”，而是造物大道“一”，这就难以理解了。老子就用比兴手法，对“一”的“望忽（混沌）”状态进行描绘，使“一”生动起来，仿佛能看得见，把人带入到“一”的境界中去，去领悟大道“一”的境界。
四、《道德经》里的“雅”。
《道德经》里，在亮出正面观点时，观点鲜明，毫不隐晦，就是“雅”的手法。如“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不上贤”，“不见可欲”，等等。雅正不乱，毫不含糊。
五、《道德经》里的“颂”
《道德经》里不仅有“风”的手法，也有“颂”的手法。被“颂”的是正面观点如“恒道”“谷神”“上善”“一”“朴”“玄德”“上德”等等，“颂”时都是“顺其美”也。所以《道德经》不是暴露文学，不是历史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倒退主义，而是对道、德、自然万物、人的善心和自然智慧的赞美和歌颂，怀着善良终会战胜邪恶的理念和“善回向”到“小邦寡民”的美好理想，对人类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和乐观主义，激起善人和百姓对不平等的专制社会和恶理恶习的不满情绪，启发善人和百姓的推动和实现理想社会的奋斗精神和历史乐观主义。《道德经》在赞美和歌颂中有暴露和批判。当然，老子的“颂”与后来儒生文人的“颂”在对象和内容上是绝然不同的。儒生的“颂”，是颂扬帝王专制、功名和坚持“三纲”“五常”彻底的圣人，而这些恰恰是老子所要绝弃的圣、知、仁、义、巧、利。
六、《道德经》里的“六义”艺术手法是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渊源。
现今的文艺理论，把文艺创作、艺术手法概括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是今人发明创造的，而是有其渊源的。现今的所谓现实主义手法是以写真写实——真实地反映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浪漫主义是以想像、夸张、虚构为主要特征的。如果用这两种手法去概括和评判《道德经》所使用的“六义”手法，就会概而不全，也无法找到浪漫主义手法。《道德经》里所形容、比喻描绘的道体虽然是人所不能感知的，却也是真实的存在，是实体，是“存在之存在”，并非是老子想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同时，对道体的形容、比喻、描绘又不属于现今的现实主义范围之内。本节说《道德经》里的“六义”手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渊源，是免强依据现今被文艺界所接受和熟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来论述的，目的是在于通俗易懂。
（一）《道德经》里的现实主义手法。
依据所谓现实主义手法的主要特征，《道德经》里的“风”“赋”“雅”“颂”都是现实主义手法。这种手法，被后来的《楚辞》继承下来，传给了汉赋、骈文。到了唐诗以杜甫的诗为主，推向一个高峰。又被宋词、元曲、戏剧继承下来，乃至明清小说，一脉相承至今。当然，有些现实主义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渊源，只是从近处借用。
（二）《道德经》里的浪漫主义手法。
依据所谓浪漫主义手法的主要特征，在现今文艺理论字眼里，《道德经》里的比、兴以及部分句章里的“风”“颂”手法，是浪漫主义手法。这种手法被《楚辞》继承下来，推向一个高峰。后来传给汉赋、骈文、唐诗，在以李白为主的诗歌里推向一个高峰。一脉相承传到宋词、元曲、戏剧乃至《西游记》一类的小说。
《红楼梦》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这与作者曹雪芹所悟出的“道”有关。曹雪芹所悟与的“道”与阮籍“同道”，归到渊源上是与老子“同道”。曹雪芹自号梦阮，是崇敬阮籍的。阮籍是自老子、庄子之后又一个著名的道家人物，是老庄哲学的承传者，是儒家思想的障碍。阮籍讥刺孔子和儒生们是“ 裤裆里虱子”。所以，《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高屋建瓴，从形而上学的道体的高度来向下确定主题思想，是老庄阮哲学理论的艺术显现，是批儒的。不熟悉老庄阮哲学理论的红学家，怎能抓住《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呢？又怎能正确详述《红楼梦》的艺术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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