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日子散文

时间：2021-12-30 10:09:25 教育我要投稿

乡下的日子（散文）

姜晓

迁徙

俗话说“要得富，一年搬九处”。我在小镇上工作二十年就多次搬迁，不但没有富裕，反而让人苦不堪言。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我从百纳街上下车后，背着沉重的行李跋涉二十里山路累得气喘如牛走进小镇上的那所学校。校长是一位个子瘦高的中年男人，寒暄几句之后，他告诉我：要宿舍有两种选择。如果住学校的水泥平房宿舍两个人住一间，住乡政府的老木板房一个人住一间。听了校长的介绍后，我主动要求去看一眼木板房究竟如何，虽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栋百年老屋，但我还是选择了一个人单独入住那个单间。也许，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傻子，居然要选择那间一到晚上阴森恐怖的宿舍，而我却自得其乐，因为在静静的月夜，我在木房前的院坝里散散步之后，回到我一人居住的小屋，在昏黄如豆的煤油灯下潜心品读我钟爱的名著，夜阑人静，听窗外躁动的蝉声和稀稀疏疏地从远处传来的蛐蛐声，仿佛进入一种诗意的境界，于是，提起笔来书写心灵的感受。那一年，我阅读了十部世界名著三十本文学杂志，有两篇文章在县里面获奖，荣获县广播电视局评选的优秀通讯员……。

好景不长，第二年春天，“建并撤”开始不久，乡长亲自动员我搬到另外一栋木房子里去居住，原因是我头年居住的那栋房子政府要将它撤了之后建卫生院。于是，我就搬到一间靠近路边的小木屋，那间木板房风雨无阻，逢下雨天就把床四处挪动，更为尴尬的是我的隔壁居住着一家人，据说女主人在高中时代是她就读的那所学校的校花，虽然进入跨过而立之年，依然风韵犹存，他们正值如狼似虎的年龄，夫妻感情犹如深深的海洋，每晚必行房事，隔着一层木板，可以听见床板“吱呀，吱呀”的声音，在这样的环境里，非常尴尬，让人无法看书写作，甚至无法入睡，只有在同事们的宿舍吹牛，深更半夜等邻居“结束战斗”后才回宿舍睡觉。一学期下来，我“吹牛”的水平明显提高，以前沉默寡言的我变得口若悬河。可是，那个暑假回学校上班的时候，宿舍里的锅碗盆瓢被小偷洗劫一空。经过多次向学校领导反映，终于住到学校的一间水泥平房里居住两个月，后来又搬到乡政府的宿舍，原因是在那里可以为政府写一些公文或报道之类的文章，在那间宿舍里，我有了爱情，有了家庭，连续五年评为县里的优秀通讯员，文章频频地在地区、省的刊物上发表，让那些害“红眼病”的人因想方设法诋毁我而搜肠刮肚险些神经崩溃。

九八年的秋天，乡里面的中学挂牌成立了，我搬到中学的一间大教室去做，在中学任会计，两年之后，因“两基”验收的需要，我又被领导安排搬到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宿舍居住，后来又说按政策规定不准教师住在教学楼，我再次搬到校门口一家农户租房子居住，房子勉强够居住，晚上可以写作，令人厌烦的是：门口的那家主人是一个“酒串皮”，隔三差五吃麻喝醉后就如高音喇叭一般喧哗，哆哆嗦嗦地说酒话，语言龌龊刺耳，让周围居住的人心烦意乱。本想搬迁离开那里，但一想到多次搬家，家具什物损坏的太多，索性不搬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再后来，孩子即将进城读书，妻子努力做生意加上全家人勒紧裤带过日子积攒了一点钱，终于在县城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商品房，在欠了一大屁股帐之后，举家迁徙到县城居住，结束年复一年漂泊的日子，妻子和儿子搬迁到县城，但我依然在小镇上班，为了寻找一个温馨宁静的住所，只有搬到学校附近的村庄里一户外出打工的亲戚家居住。让我在完成繁重的工作之余，静下心来读书写作……。

二十年，我在三元的小镇上林林总总就迁徙了七次，真正感受到杜甫先生“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对普通工薪族尤其是乡村教师是多么的奢侈，又是多么的不现实！

家访

在城市，家访活动对许多教师来说，差不多成为陈列在历史博物馆的出土文物。在乡下，教师们进行家访是学校的常规工作，因为要通过家访与家长联络、沟通感情、详细了解学生的情况，尤其是我曾经工作的那个遥远的`小山村，更需要搞好家访才能把工作做好。

我的第一次家访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的夏天进行的。那是因为班上一个喜欢画画的学生总是在我的课堂上以出怪声的方式捣蛋，在多次暴风骤雨的批评之后，他仍然我行我素，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去他家作一次家访。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我顶着似火的骄阳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来到营山村民组，几番打听之后走进一栋一楼一底的小平房，主人是一个身穿军装布衣服的中年男人，名字叫张兴荣，看见他家墙壁上挂着许多农民画，我就和他聊开了，从谈话中，我知道姓张的老头是一位农民画家，年轻时曾经多次在县文化馆参加过农民画培训班，他的作品《战斗在山村》在北京参加过全国农民画展，谈话的间歇，我看见那个学生在门口一闪就不见了，一会儿，他用一个竹篮提着一箩筐熟透的桃子进屋来请我吃，“老师，请你吃桃子，不好意思，我们家没有什么招呼的。”他说话的声音怯生生的，似乎怕我向他的家长告状似的。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恐惧来。一个小时的功夫，他母亲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摆上桌子，包谷酒端上来，我就和老张边喝酒边聊，不提他孩子在班上捣蛋的事，只是一个劲夸奖孩子的画画得不错，希望他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以后考一所艺术学校，我回去的时候，那个学生还摘了一帆布口袋桃子帮我送到了学校，以后他在我的班上表现出奇的好。

有了上次的经验，以后每次家访我都采取恰当的方式，让学生和家长乐于接受我的观点，因而我在家长的心目中无疑是一名优秀的老师。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家访是2001年的春天，我和一名年轻的同事在一个离学校十多公里叫野猪箐的村庄去动员学生读书，野猪箐是一个绿树环绕的村庄，哪怕是盛夏骄阳炙烤的中午，也感觉到凉爽宜人，我们在深山老林中的村寨里转悠半天迷路了，那时已经是下午，人累得筋疲力尽，肚子已经饿了，环顾四周围五六里路的地方，没有一家店铺卖吃的，在一栋小茅屋的傍边碰到一个中年人，向他问路，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是乡中学姓姜的老师时，就主动给我带路，故意走错路把我们两人带到他家去，我们在和他攀谈时，才知道他姓熊，是我班上的学习委员熊正尧的父亲，他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吩咐女主人用农村人最好的油炒小豆汤和碎苞谷米饭招呼我们，那顿饭是我长到四十岁吃的最多又最香的饭，我们走的时候，主人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小口袋核桃。

许多年后，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讲台，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去面对那些陌生的面孔，听他们温柔抑或粗暴的声音……。乡村里那些曾经捣蛋的学生和他们热情淳朴的家长，以及那些凉风习习、绿树成荫的村庄，总是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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