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革命读书笔记

法律与革命读书笔记

　　法律与革命是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J·伯尔曼集4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讲述西方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的”制度、价值和概念。接下来小编搜集了法律与革命读书笔记，仅供大家参考。

　　篇一：法律与革命读书笔记

　　哈罗德。j。鲍尔曼认为：教皇革命是欧洲历史的断裂，至少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分析，1050——1150间的教皇革命成功地使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从世俗皇帝手中独立出来，为组织管理教会机构而形成的教会法是欧洲现代法律传统的起源。而在罗马法的辉煌随着帝国的衰落、君士坦丁大帝都城的东迁及基督教成为国教而逐渐并彻底地消逝之后，教会法引领的法律政治理念孕育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形成。

　　西方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起，西方所有国家甚至在专制制度下，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渊源悠久的历史赋予其傲视短暂一时的政权领袖的自然威权。

　　西方法律传统在思想和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催生了法律的不断发展，而又流传不息。

　　法律制度的根本改变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情。法律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所有的法律都从它以外的某些东西获得权威性。如果一种法律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化，那么关于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质疑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

　　法律传统性质中固有的矛盾在于它的目的既要维持秩序，又旨在实现正义。可以认为秩序本身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它需要变革又需要稳定。正义本身也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它包含着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福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正义一直被宣称为法律的救世主理想，所以重建作为实现正义的更基本的法律，为推翻维护既存秩序的法律提供了合理的根据。

　　任何人不能在没有对某种东西终级胜利的信仰的情况下生活。信仰人自身具有能够使世界获得重生的能力（实现正义的能力）和信仰人为了完成这一最终命运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为自觉地攻击当时既存秩序和自觉地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提供了一个基础，这样的信仰基础是无需也无力以人的智慧加以论证的，是先验前提。

　　似乎是人类被共同赋予的秉性和智慧，有所敬畏才能共存共荣。西方国家人们虔诚信仰基督，成为世俗守法的精神根基;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贤哲也断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得人心者得天下，是也。然而，究不清何故，中西方却源此而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西方社会发展出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与法治理念，对 超然于世俗之上的神的崇拜、基督的信仰为世俗的治理提供了内心服从的支撑，人们认同作为神的子民，全体一致平等，共同服从于神的召唤;中国社会则于世俗人中造神而膜拜，以此人造神灵教化威吓人心，形成人上人等级，因而衍生出两千年的人治社会。打倒孔家店、帝制推翻后，不再有替天行道的帝王，也就无所畏惧了，无畏则无法。中国的法律原本不具历史渊源，没有厚重历史承载的东西是浅薄不足敬畏的，以此言之，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

　　篇二：法律与革命读书笔记

　　哈罗德·伯尔曼 （Harold J。 Berman） 教授，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世界著名的比较法学家、法理学家、法史学家以及社会主义法专家，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执教达40年之久，其学术观点尖锐而深刻，对当今一些主流观念提出了挑战。著有《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等法学专著。《法律与革命》就是较早被翻译成中文，并且享誉学界的著作。

　　《法律与革命》一书讲述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教皇革命的冲击下，在12世纪和13世纪产生了最早的现代法律体系，即罗马天主教会的“新的”教会法，以及逐渐出现同时共存的诸多世俗法律体系——王室法、封建法、城市法和商法。实际上，教会法在许多方面都为世俗法的发展提供了榜样，且内容叙述详尽和论证深刻，是历史的，宗教的，也是法学的。作者从历史中发现真理，从实践中捕捉真相。伯尔曼在书中用老道的语言一项一项的描述着古老的故事。在体系上分为两大块，第一部分，名为“教皇革命与教会法”，第二部分名为“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两部分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西方历史上的教皇革命中，教会通过法律朝着正义与和平的方向为拯救俗人和改造世界而努力。不过，这只是教皇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皇帝、国王和领主增强法律权威，创设数以千计自主的和自治的城市;建立大学和发展新的神学和法律科学等等，一言以蔽之，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正是这次全面的剧变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也即教会法及各种世俗法相继出现。教会法是近代西方的第一个法律体系，在12世纪被理解为及时向前发展的一种一体化的法律体系，但是日耳曼法仍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支持这种似是而非的事实的证据最明显表现在可以从教会内部各种新的法律发展中找到。与此相类似，日耳曼民俗法也是取代它的世俗法律体系的一种必要基础。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和各种新的世俗法体系，同时，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出现与欧洲最早的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正是在那里，西欧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亦即一门科学来教授，从而使得各种新的法律体系从社会习俗和一般的政治和宗教制度混为一体的各种旧法秩序中脱胎出来。教会法内部高度系统化，采取发展与婚姻、遗嘱、财产、协议和不法行为有关的刺激法律体系的形式——基础是教会对圣礼、遗嘱、有俸圣职、誓言和犯罪分辨具有管辖权。世俗法律体系都或多或少局限于某类具体的现世实务：封建法针对封建实务，城市法针对城市事务，王室法针对王室法实务，等等。

　　一般认为，把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这两百年中，并且将教皇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教会与世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作为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本因素，正是伯尔曼的贡献所在。作者倡导一种复合的历史观，在书中的尾论部分使用“Beyond Marx，beyond weber”为题，指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19世纪所有意识形态，都不期然而然的致力于贬低、否认和无视近代西方的制度和价值在前新教时代、前人文主义时代、前民族主义时代、前个人主义时代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深厚根基;他们全都试图掩盖发生于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西方历史的断裂”，指出这种过去研究者的缺陷，并用自己的论证加以说明。“至少不能只把西方历史中的法律完全归结为产出它的社会物质条件或观念和价值体系;还必须把它部分地看做社会、政治、智识、道德和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结果之一。”这是与我们过去接受的被极端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历史观截然不同的。

　　“每次革命都标志着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一次基本变化，一次迅速的变化，一次剧烈的变化，一次持久的变化。每次革命都在以下方面寻求合法性：一种基本的法律，一个遥远的过去，一种预示世界最终命运的未来。每次革命都历经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牢固确立。每次革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他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但最终他仍保持在该传统之内。”“革命这个词不仅用于指新体制借以产生的最初暴力事件，而且也指体制得以确立所需要的整个时期。”这种对于革命的深刻理解，和对于传统的'同样深刻的理解，使得他的态度更容易让人接受。

　　“西方法律传统像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这一点并不是科学上能证明的，而最终是由直觉感知的。”以自己的知识和觉察，深刻的指出了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空前的。法律传统的危机不仅仅是法哲学的危机，而且是法律体系本身的危机，在20世纪，法律传统的历史土壤正在受到侵蚀，这种传统本身正在面临崩溃的威胁。作者认为就目前的危机已经达到了可与过去曾经打击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相提并论的程度而言，并且目前的危机更深，不仅是自18世纪已经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的危机，或自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的危机，或自16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主义的危机;而且也是自11世纪后期一直存在至今的整个法律传统的危机。

　　法律与革命，是一本法律人必读之书，学习此书能让我们更了解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也就不能明白我们追求法治的意义所在;法律与革命是一本法律人必须长读之书，因为其中的宝藏不是能够一次两次挖掘的，那些闪亮的批判精神值得我们法律研习者学习;法律与革命是一本对过去历史的重新整合，能让我们回溯过去的足迹又能找到未来的知道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