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读书笔记

海上花列传读书笔记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创作于晚清的白话通俗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将其列入“清之狭邪小说”之属，并赞之曰“平淡而近自然”，胡适也认为它是吴语文学中的第一部好书。下面是海上花列传读书笔记，欢迎参考！

　　海上花列传读书笔记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创作于晚清的白话通俗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将其列入“清之狭邪小说”之属，并赞之曰“平淡而近自然”，胡适也认为它是吴语文学中的第一部好书。这两位现代文学大家所誉的确不谬，这部书的价值与成就是多方面的。叙事风格的平淡而近自然形成的内涵的蕴藉与故事、人物的真切；人物对话中吴语方言的引入达成的鲜活传神的独特叙事效果；穿插藏闪的叙事结构形成的叙事的层次感、立体效果；社会风情、众生世相精细生动地描摹；众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此非本文论述重点，故此不复赘述。

　　任何小说或者说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与它的各种表达方式、表现形式分不开的。这在《海上花列传》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苏州土语的采用、叙事结构上的穿插藏闪之法，甚至于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风格、社会众生相的精确描写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其它几个方面叙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影响着其他几个方面的叙事。

　　我认为，此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成就是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但作品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在这里。这部小说涉及百十人物，由上至下、大小尊卑、各色各类，用作者的话说，“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1）对这篇小说而言，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确也做到了无雷同，无挂漏，也基本上做到了无矛盾。且人物无论主次，皆形象生动自然，个性鲜明，但若基此进一步而言之，这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身上，似乎缺少一种深入至灵魂的内在精神气质，一种诗意的境界。本文试从两个方面对以上观点论述。

　　一、 人物塑造的成就。

　　如上所述，《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是不可多得的。这部小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地位不断地得以提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生动鲜明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小说中涉及人物虽多，但都不出歌楼妓院、娼女嫖客，也即作者所刻画的众多人物都在同一圈子，皆属同类。在同类人物中体现出差别来，且大都个性鲜明，此等功夫就绝非一般可比了。

　　（一）在无雷同、无矛盾、无挂漏的创作宗旨下，作者采取了参差映照的写法，在同中显示出了差异。

　　如在小说的人物中，同是泼辣，在沈小红、卫霞仙、黄翠凤这几个人物身上的表现却各有不同：沈小红是一味地撒泼耍蛮，无原则地侍宠胡闹；卫霞仙的泼辣则主要表现在词锋上，泼悍中透着刻薄；黄翠凤虽泼辣，言语行事却不失分寸，精明细致而具城府，冷酷却重义，敢说敢做，敢做敢当，颇有《红楼梦》中凤姐之风。遍览书中众多男性，才干、心胸竟无一人可与之相比。这在她为自己赎身的章节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看上去似乎同样是贤淑体贴的`蒋月琴、张惠贞、诸十全，其性情在本质上却相差甚远。蒋月琴贤淑的表面下掩盖的是庸俗、肤浅，张惠贞个性的着力处在其浮浪，诸十全在其放荡。五十四回“失足夫鞭箠整纲常”一节中，张惠贞与王莲生侄子的东窗事一发，张先前一贯表现出的贤淑形象本质便暴露无余。无独有偶，五十八回“诸三姐善撒瞒天谎”一节中，通过李实夫一脸疮疤、诸三姐欲盖弥彰的掩饰的侧面描写，一向不见瑕疵的诸十全的真面目也水落石出了。看上去同样娇蛮的吴雪香与姚文君，究其本质却并不是一类人物。吴雪香的娇蛮举动里，体现出的是浮浪、浅薄，姚文君的言行虽也娇蛮，给人的感觉却是率真、果敢。“雪香咳了一声到：‘勿是难为情。人家倪子养得蛮蛮大，再要坏脱个多煞；刚刚有了两个月，怎晓得俚成人勿成人，就要道喜，也忒要紧啘。’席间见如此说，反觉无可戏谑。雪香叹了一声，又道：‘覅说啥养勿大。人家再有勿好个倪子，起先养个辰光，快活煞；大仔点倒淘气。’仲英不待说毕，笑喝道，‘耐再要说，人家听仔耐闲话，也来浪讨气！’雪香伸手将仲英臂膀摔了一把，道：‘耐末讨气哉！’”（2）在众客齐集的台面上，吴雪香的这段表现，岂止是一个肤浅所能了得，简直是头脑简单，脑筋不打弯。再有李浣芳、琪官与李翠芬，陆秀宝与周双玉，赵二宝与李漱芳，黄二姐、诸三姐与周兰，此皆同中显异，在细微之处尽显人物个性。这在小说的男性人物形象中，也表现的极明显。葛仲英、罗子福、王莲生、周玉浦、华铁眉、姚季莼、朱淑人这一系列人物，都出生于上海显宦之家，秉性懦弱，性情浮浪，遇事无能，当属同类。对葛仲英而言，异于他人之处在于其平庸、浅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性格特征是由其相好吴雪香反衬出来的。罗子福在其实诚，王莲生在其多情、周玉浦在情痴，华铁眉在其自私薄情，姚季莼在其谨小慎微，朱淑人在其单纯、羞怯。另一类在上海滩洋场上如鱼得水，极精通人情世故，善应对机变，意却不在风月之情的人物洪善卿、陶云浦、朱蔼人，其性情也各有差别，洪善卿的唯利是图、极端自私，陶云浦的重情义、具人情味，朱蔼人的专断，写的都有声有色，生动鲜活。

　　（二）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平淡自然的表现方式对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人物的鲜活，得益于作者观察、描写的细致入微，对人情世态的洞悉，更得益于人物语言的传神，而传神的人物语言则缘于吴语方言的引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认为，如果要自更高的层次上而言之，最重要的应该是作品中那种平淡自然的表达方式。

　　因为平淡，便需摒弃离奇曲折的情节，因为自然，在选择表现对象的过程中，要更倾向于生活的原貌，或者说是使精心塑造编织的人物、故事尽可能贴近生活原貌。生活的本真与丰富的蕴含，往往就包含在生活本身，而不是离奇的情节中。在许多作品中，作者为追求表达效果，按照自己的意志刻意地去“造”作品，试图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与理解尽可能地附加进造出来的人物、情节里，以求作品获得丰富、深刻的内涵、意蕴。但事与愿违，这样的作品往往不是情节、人物性情背乎情理，就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观念偏狭，整个作品显得虚浮不扎实。生活本身的许多丰富复杂的内涵，就在刻意的作品制作过程中被“做”掉了。

　　世间一切所谓丰富深刻的意味，皆来源与生活本身。与其把从生活中体验到的东西通过煞费苦心地做出来的人物、故事再体现出来，倒不如选择恰当的角度与途径，让“生活本身”来展现生活。平淡自然之笔法，看似简简单单，却是非具有相当的功力的作者难以达到的一种高境界，或曰大境界。鲁迅对此书“平淡而近自然”的赞誉，我想正是在对这种笔法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而言的。

　　在本书中，赵朴斋这一人物，作者着墨虽不多，（对他最主要的行径——在上海浮浪场上一步步落魄的过程，作者甚至采用了留白的笔法。）但其形象却生动鲜明，极其真切，仿佛我们身边生活中一个呼之欲出的人物。其原因正在于作者对其言行举止平淡而近自然地展示。“其实，赵二宝时髦已甚，每晚碰和吃酒，不止一台。席间撤下的小碗，送在赵洪氏房里，任凭赵朴斋雄啖大嚼，酣畅淋漓；吃到醉醺醺时，便倒下绳床，冥然罔觉，固自以为极乐世界矣。”（3）寥寥数语，一个混沌麻木，虽浮浪却也无险恶之处，除简单的口腹之欲外亦无其余大的欲望和过分一点念想的小人物形象就活灵活现的跃然纸上了。就其在此时此境的普遍性、典型性及其身上所蕴藏的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而言，不是一般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能达到的。当然，这种平淡自然无疑得益于作者对所写对象的熟悉，深入细致地观察。没有作者对所表现的生活了如指掌、胸有成竹的把握，要做到平淡而近自然也难。

　　二、 美中之不足。

　　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艺术虽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如果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相比，明显的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一）人物形象虽也达到了生动、个性鲜明的高度，然而缺少灵魂的深。

　　这部小说中所写对象虽几乎全是嫖客，从人物身份这一角度来看，自然提不上较高的文化修养。大概作者对真正具有文化底蕴、风雅的人物是有意回避的，在众多当众，只提到了一个着意于诗书的文君玉，还造作捏哝得令人作呕，至于齐韵叟、尹痴鸳、高亚白、方蓬壶之流，则是一帮文墨半通不通、附庸风雅，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假名士。姑且不论那些粗浅得难以卒读的诗词，只第五十一回中尹痴鸳所作一篇《秽史外编》，这些名流雅士的嘴脸丑态便暴露无遗了。这样的言辞，于作者如果不是顺手拈来，那可真太难为他了！但若抛开这文化修养这一层面，作品中也并不是没有像《红楼梦》中那样个性气质高雅灵秀的人物。一个人的个性气质与文化修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表达效果却相差甚远。

　　李漱芳、陶玉浦、姚文君三人，是这部小说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若以之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做一个比照的话，李漱芳的过人聪明、心思细密、心高气傲，以及心强命不强的命运，都与秦可卿极像类；单就痴情这一面而言，陶玉浦抵得上一个贾宝玉了；在率真、豪爽的姚文君身上，读者不难看到史湘云的影子。但也只能是相像而已，实际上，无论是李漱芳、陶玉浦，还是姚文君，都是无法与贾宝玉、史湘云他们相提并论的。《海上花列传》中诸人物，虽不乏生动、鲜明的个性，但这种生动与鲜明总觉像是浮在层面上，总也深入不到人物的灵魂中去，故人物虽显得真却不够活，虽活却不灵动。在李漱芳他们身上，读者除了感觉到小说中所表现的诸如心思细密、痴情、率真等具体的个性外，再难感觉除此之外的别的东西，而《红楼梦》中的人物，即使是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也投射着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究其原因，与《红楼梦》相比，《海上花列传》的人物描写的不足在于，其一，缺少人物心理活动的观照、体现。其二，人物言行的描摹太过于坐实，使得人物具体的言行充斥作品，没有留出足够的心理空间与想象空间。这使得原本非该是同寻常的人物，总缺少一种从本质上与他人区别开来的精神气质。自然，这与小说现实主义的总体创作理念、方法有关。但更重要的，我认为，这更与作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思想境界、个性气质有关。可以说，作者与他笔下的这几个人物，缺少一种心灵同构的精神气质与襟怀。这一点在赵二宝形象塑造上，也可以得到印证。从小说中不难看出，对好人家出身的赵二宝这一人物，作者是试图把她塑造成一个当家立事，胸中有主见、有算计，自尊好强、心高气傲的女子形象的。小说中第一次提到赵二宝，便是赞誉之词。“这赵朴斋母亲洪氏，年仅五十，耳聋眼瞎，柔懦无能。幸而朴斋妹子，小名二宝，颇能当家。”（4）这一人物一出场，便是一副当家立事、有主见、果敢而有心计的形象。在哥哥赵朴斋落魄流离上海，身边只有一柔懦寡母，家道贫寒的处境中，她方寸不乱，处置自若。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到上海，猛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过渡，举止言行就与先前大异，在没有堕入尘之前，便俨然一副熟脱的做派，直到遇上史天然，在等史迎娶她的过程中，其言行志向，才与其她区别开来。赵二宝前后矛盾的个性，不能不说是小说中一败笔。作者在描摹其他众多俗常嫖客浮浪姿态时，却无不生传神，入情入理。

　　（二）一些人物的描写分寸失度，渲染太过。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如战国时代的宋玉对楚王描绘美人时所言，“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5）分寸的把握极为重要，写不足人物形象欠丰满，渲染太过则反失其美。仍以陶玉浦形象为例。小说中写陶玉浦与李漱芳关系密切、恩爱异常，漱芳因病去世后，陶玉浦悲痛欲绝。作者一次次描写其悲痛情状，至第四十二回“急鸽难陶云浦”临丧一节中，玉浦失佳偶之痛、之悲、之痴情的表现已达到极致，然而在后面的章回中，送葬一节的叙写这类内容就已经够多了，作者偏不显其繁琐，又来一次公祭，在陶玉浦先已达到极致的悲痛基础上再来一次敷衍。这就失了分寸，反使人物形象受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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