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2006年9月，南京市民徐寿兰老太太在某公交车站等车，市民彭宇称下车时见老人摔倒，扶她至路旁，并且在其亲属到来后一起送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药费，
“扶，还是不扶”为何成了哈姆雷特式的追问
。2007年1月4日，徐老太以被正在下车的彭宇撞倒而将彭宇告上了法庭。9月3日，判决的结果是彭宇应赔偿40%损失费计45876.36元。案例2
2008年8月21日下午，郑州一大学生李凯强搀扶起一位摔倒路边的老太太。李凯强称是自己主动帮扶老太，而老太则称李凯强撞了自己的腰。2009年12月28日，法院因不能判定双方责任而依公平原则判决李凯强承担一半责任，赔偿老太精神及物质损失共计7.9万元。
案例3
59岁的江苏淮安居民周翠兰在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失主却坚称丢的是8200元，要她返还另外6500元，并将其告上法庭。
主持人的话
近日，又出现了类似新闻：“杭州八旬老人街头摔倒，众人送衣报警，但都不敢扶”；“山东淄博两个好心人捡到钱包，里面有现金、身份证及各种卡，可两个人都不敢去寻找失主，他们说，即便是做好事，也怕有嘴说不清，只能求助于报社。”
“扶，还是不扶”在当代社会，居然上升成为哈姆雷特式的追问。本期谈话，请来几位嘉宾，请他们来断一断：扶，还是不扶？
A 既要见义勇为，又要见义智为
主持人：您觉得这种“不敢当好人，不敢做好事”的现象之成因是什么？
李家珉：成因很复杂，知善而不为，明哲保身，主要在于社会风气有问题，要害是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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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还是不扶”为何成了哈姆雷特式的追问》(https://www.unjs.com)。尤其是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相互防范，人们对行善行为后果的心理预期是负面的，害怕招惹麻烦，甚至风险。这样一来，个人行善与社会公正的成本必然趋高变大，说明我们的社会离成熟的公民社会尚有较大的距离。其成因再深究，也可视作社会转型所付出的一种代价，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使然。主持人：面对这场“信任危机”，从技术层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从伦理教育层面又可以做些什么？
李家珉：从技术层面考量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器物，主要是创设并完善各种监控、通讯等设施，普及并提高防诈、防骗等知识及相关设备工具的效能，例如手机、相机、录音机、摄像头等等，有利于保存与再现原始状态的证据与场景；另一是制度，主要是制订与完善各种行为规则规范，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等文本，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伦理教育层面考量，则需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这包括规则意识、法制意识、公平与正义意识等，遵纪守法是底线，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奉献社会是所追求的境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主持人：在“做好事有风险的”背景下，你会对自己的学生或者孩子做什么样的提醒？
李家珉：我会告诉他们，知其难而为之是人生的积极态度，如果有风险，那就运用智慧与方法加以规避和化解。我会提醒自己的学生和孩子，既要见义勇为，又要见义智为，在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同时，也要善于自我保护。因为现实社会毕竟很复杂，不排斥有心术不正的人或行为，但不能因噎废食。
主持人：学者和民意对于彭宇案的判决都有类似“引发了道德败坏”之类的说法，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李家珉：我的看法，这桩案例的判决，表面看很公正，原告被告都需要承担责任，被告因此应赔偿40%损失费，其实，在原告证据不明的情况下（姑且不说其动机），判被告作赔偿是不能服人服众的，其伤害的就不仅是被告，而且是原本就比较脆弱的社会正义之环境与氛围。我以为，在原告被告各执一词，均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法院的判决应当以有利于营造伸张正义的社会影响为选择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