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悟不可说

时间：2021-11-05 19:32:16 资料我要投稿

可悟不可说

——由钱德明译乾隆《三清茶》诗说起

□佟晶石

清乾隆青花三清茶诗文碗 1770年,由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译制乾隆皇帝描写沈阳的《御制盛京赋》在法国出版，乾隆的《三清茶》诗也随此书一并出版。负责审核的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1721-1800年）在该书弁言中写道：“在《盛京赋》之后，还有一首乾隆御制《三清茶》诗，该诗作于1746年，即丙寅年，正如倒数第二句诗文所示。诗句写在特殊的茶瓯之上。国务部长及国

务秘书贝尔坦先生有两件类似的茶瓯。钱德明寄来了该诗的译文，我觉得应该将其置于《盛京赋》之后，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尤其是乾隆皇帝对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的雅好。”乾隆一生喜茶、爱茶，他有“君不可一日无茶”之语，一生留下茶诗四百余首，为什么钱德明要独译其一呢，足见其在乾隆茶诗中独特的地位。

清乾隆矾红三清茶诗文碗

一、《三清茶》诗与钱德明的《三清茶（今译）》

《三清茶》诗是乾隆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秋巡五台山后，返京至定兴时遇雪，在帐中与群臣品三清茶时所作的一首诗。

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

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

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

火候辩鱼蟹，鼎烟迭生灭。

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

五蕴净大半，可悟不可说。

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浆澈。

偓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

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

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

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

此诗收在乾隆《御制诗集·初集》卷三六，题名《三清茶》。并有诗注：“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名日三清茶，记之以诗，并命两江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致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

乾隆在定兴遇雪，雪下得很大，他兴致极好，即兴写了《雪中过定兴县》一诗。吟咏下雪，闲坐毡庐，集清雪，烹三清茶，于是便有了《三清茶》诗。乾隆的这首《三清茶》诗清新、典雅、超凡脱俗，饮茶之道和盘托出，个中感悟转承自如。他由梅、佛手、松实“三品殊清”为茶写起，又将烹茶描写得极其详细，纯净的雪水盛在铫子里，风炉中炉火明暗，静观水沸水起；越瓯中茶汤似仙乳，香气四溢，暖暖的毡庐中君臣同品“三清”，其乐融融，此时，“茶禅一味”，“禅悦”已得，“五蕴”尽空，妙不可言矣。他身为帝王，日理万机，秋巡五台，返程逢雪，毡庐中君臣得闲品茶，活似神仙。正直寒宵，夜漏声声，仰望夜空古月悬玦，小酌之后，诗兴勃发，兴致无竭。此种感觉人生几得,正所谓“可悟不可说”。

乾隆茶诗四百，写采茶、品茶、评水、品评世间万物等。此首《三清茶》诗讲茶、烹茶、妙啜，引经据典，写寒宵听漏古月悬玦的饮茶意境，实为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以此诗的清高境界自标，并以此诗创办了三清茶宴，其在位60年，举办过44次，足见其重要。而钱德明随《御制盛京赋》而译出这首诗也就不足为奇了。

钱德明译的这首《三清茶（今译）》是《盛京赋》中最后一篇文章。回译文如下：梅花绝非妖娆，而是优雅。佛手芳香，而又纯洁。松实香浓，气味诱人。这三种药材带来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的享受。三脚之鼎，置文火之上，其色其形足显茶艺漫长，倒入雪水，火候当如鱼白蟹黄之时，遂注入越瓯之中，倾于细茶嫩叶之上，稍过片刻，有青烟升腾，如烟云笼罩，而后渐次散去，仅余残烟数缕，漂浮其上。闻一闻这美妙的清茶，顿觉五蕴澄澈。可以品尝，可以感受，却难以表达香茗带来的温馨宁静。

政务闲暇之时，我终于来到毡帐之中，可以尽情地享受自我。一手把玩佛手，一手端着茶瓯，其上青烟迷离。时而品一口香茗，时而望一眼梅花。遐思迩想，念古代之先贤。想到食松实的偓佺，他平静地享受着简单的生活。我私心艳羡，欲效仿之。放几粒松实入口，只觉十分美味。仿佛看到林逋在修剪梅花。我想，因为沉思默想，他已然疲惫，这样可以稍作休憩。我看了看这里的树丛，仿佛如林逋一般在修剪梅花。我去到林逋、赵州和玉川的住处。只见林逋身边有许多茶瓯，里面有各种香茗，他不时地品饮。只见赵州自若地饮着香茗，似乎与饮普通饮品无异。我们的口味不同，我怎么效仿他们呢？

只闻夜漏声声，只觉夜凉如水，月光从毡帐的窗户投射进来，家具稀朗。顿觉安详自在，心胸舒坦，可以安静地休息了。拙笔挥洒，赋诗以记，乾隆丙寅十月小春。

诗文后有一大一小两方印，小印刻“乾隆”二字，大印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

通过《三清茶（今译）》（以下简称《今译》）我们可以看出钱德明译制的特点：第一，《今译》更像是散文而非诗。用钱德明自己的说法是：“如果要准确诠释诗的意蕴，需要精通中文，了解他的诗，才能理解和运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诗中的细腻的感情。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告诉我，这些诗歌（《三清茶》）非常优美，其优雅远胜一般诗歌”。由此可以看出，

钱德明对翻译中国诗歌还未达到胸有成竹。第二，他的译制包含了过多的“解释”。钱德明1751年到京，其译制《御制盛京赋》时已在中国二十年，为了能让欧洲人更能读懂这些乾隆诗文，他加入了较多的解释，以至于欧洲一些学者对此也有异议。如狄德罗讲：“我由此估计，《御制盛京赋》至少得比这八开一百二十页译文要短上七八倍，总共不到四百行诗句”。乾隆的《三清茶》诗文不过110个字，钱德明译文篇幅较大，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是早期中国诗文的翻译，法国人还不大了解中国，因此，钱德明加上更多的“解释”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像他讲得那样：“我发现要想清楚明白地把诗歌翻译成法语，真是困难重重，就是擅长文字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历史书在手，也不能理解这些文字。我于是放弃翻译，决定解释”。于是，他过多地进行了“记事”和介绍诗文的背景和内容。约瑟夫·德经在《御制盛京赋》弁言中也讲到：“我本想让法国读者避免那大量的满语或中文词汇，这些词汇在关于满洲的描述文字中比比皆是。但是，它们指涉的大部分事物在法国压根就不存在，所以很难用法语单词取而代之”。第三，他的“解释”使原诗的文体之美表现得不尽完美。诗歌翻译无疑是二度创作。对于诗歌和“目的语”之间关系的把握尤为重要，如何化解翻译过程中“陌生性”、“奇异性”和异国情调，解决好翻译中东西方文化价值交换也无成熟的例子，再加上钱德明译制的是皇帝的诗文，就不难理解了。钱德明这位深得乾隆信任并被赐为宫廷宣教使译此诗时在中国已二十年，他能读懂乾隆的诗，但无对应的语言译出，其中妙处也只能是“可悟不可说”了。

二、三清茶宴

说到《三清茶》诗就不能不讲三清茶宴了。

茶宴在唐朝时即有，唐玄宗李隆基在兴庆宫举办过邀请文人雅士参加品茶、挥毫的“翰墨宴”。也有文字记载宋高宗赵构曾在临安用“三清茶”恩赐群臣。到清代宫廷茶宴是以饮茶赋诗为主，此风于康熙、雍正朝皆有，赋诗是效仿汉武帝在柏梁台与诸臣作诗联句，共赋七言诗，每人接一句成诗，世称“柏梁体”诗。

而乾隆的三清茶宴不同以往。第一，他从乾隆八年（1743年）将茶宴地点定于重华宫，曾谕在重华宫茶宴为后世必遵之法。“是以新正仍于此庆岁，命子皇帝及廷臣等依例茶宴联句，预顾而乐之，亦文筵所罕觏，将来世世子孙，即当遵为家法。新正撰吉于此，授简赓吟，万年长如今日，岂非西清佳话，我国家吉祥盛事也”。此宴至嘉庆、道光，止于咸丰。第二，乾隆的茶宴不同于康、雍两帝，不设酒宴，只设“三清茶”为宴，并以果盒为席（清档记载，茶膳房伺候果盒，内装有以白面一斤八两、青豆面、豌豆面、芝麻、高粱米面各四两、白糖八两、香油五两制成的饽饽点心）。第三，茶宴初期未定人数，多为王公及满汉大臣能诗者参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确定人数18人，寓唐太宗“十八学士登瀛洲”之意。后又增至28人，“适如列宿之数”。参与诸臣为皇帝钦定。如清沈初《西清笔记》云：“新正重华宫联句，先期南书房进绿头签，上列诸臣衔名，军机大臣为一束，上书房为一束。南书房为一束，外廷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为一束，上命纂四库全书时在馆总纂总校诸臣为一束，候上择定。近常派二十八人。或有奉特派在名签外者。”第四，茶宴赋诗联句题材广泛，大到“取政治典章之大者为题”，如平定台湾等；小到时令、节气，如咏雪、三清茶、元宵、重刻淳化阁法帖、快雪堂帖等。乾隆三十九年，因《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并以此为题而作联句。在沈初《西清笔记》记载“为四库全书总裁既令概与吟宴，并以总校之翰林三人，亦

令至重华宫入宴和韵”。在28人名单中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和总校官陆费墀。乾隆的三清茶宴绝非饮茶，用意颇多。第一，君臣亲近，“示惠联情”。三清茶宴不仅是品茶赋诗，有人甚至将其看作是官场上的风向标。乾隆至咸丰时期百余年间，朝野臣工、文人士子莫不以能参与茶宴为荣，能在众臣当中入选二十八之列，均为才华出众、肱股之臣，是皇帝倚重之士，新春能与皇帝品茶实为皇帝恩宠圣眷之隆，也是皇帝“示惠联情”，笼络廷臣的手段。第二，君臣唱合，意境高雅。三清茶宴上，皇帝为首，亲撰御制句，众臣唱合按规定题目作诗联句，结束也为皇帝御赋诗文。御制诗文载入《御制诗集》中，据记载乾隆在位期间共举办44次茶宴，集诗无数。此等雅事是可以流芳百世的。近代人夏仁虎曾有诗赞曰：“松仁佛手与梅英,沃雪烹茶集近臣。传出柏梁诗句好,诗肠先为涤三清。”第三，君臣共饮“三清”寓示“清廉”。乾隆在《三清联句（并序）》中写道：“遑云我泽如春，与灌顶醍醐比渥；共曰臣心似水，和沁脾诗句同真。藉以连情，无取颂扬溢美。”是讲君臣共饮三清茶时，无须歌功颂德、恭维溢美，要借茶与诗两种高雅之事呈清澈明净之心。“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实为世上清洁之物，吟诗作赋为言志之实，“共曰臣心似水”，也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说，是在教诲廷臣要做清官。乾隆的“一茶兼写心如水”和“勤政乘时共勖诚”是对臣下和自己清廉、勤政的'勉励和自勉。第四，拜茗赐碗，手有余香。茶宴之后，皇帝颁赏诸臣，赏赐物有荷包、如意、画轴、端砚等，由皇帝钦定赏赐物品和名次。其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将饮三清茶的茶碗赏与众臣。三清茶诗文碗是乾隆亲自制定的，他命当时的督陶官沈阳人唐英将《三清茶》诗绘于茶碗之上烧制而成。据档案记载：“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命唐英作瓷杯，画枝叶、松、梅、佛手花，将诗文字摆匀。乾隆十一月初七，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做得木胎画蓝色如意云，口足中身写字盅样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烧造。将盅上字著唐英分均挪直，再按此盅花样、诗字、照甘露瓶抹红颜色亦烧造些，其蓝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红花盅上花样、字、图书俱要一色；红盅、蓝盅底俱烧[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方款，其款亦要随盅的颜色，钦此”。三清茶碗是皇帝邀请参加三清茶宴所赐，宫廷所制，精美珍贵，此物不仅流传于国内，据龙云所著《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一书中《钱德明年谱》记载，钱德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9月23日首次与贝尔坦通讯中记载了随信寄出礼物中有“两个三清茶碗（三清茶诗法文翻译）”。目前，这种诗碗在国内如故宫、避暑山庄、台湾故宫等大的博物馆都有馆藏，它记载了一段君臣茶宴赋诗的史话。

今天，我们将246年前钱德明《三清茶（今译）》呈现给读者，可以看到钱德明是怎样将《三清茶》诗翻译并介绍到欧洲的，这是一段艰辛的文化苦旅，体现了西方文化学者所作的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精神。这也说明了耶稣会士把西方的宗教带到东方，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引向了欧洲，为18世纪的欧洲的“中国热”增添了新的内容，其文化价值很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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