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中行走的我的父母散文

时间:2021-09-24 11:44:13 散文随笔 我要投稿

在文字中行走的我的父母散文

  在写下这题目时,我知道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他们会认为我的父母是搞文字工作的。

在文字中行走的我的父母散文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的父亲与文字能沾得上点边。他当生产队保管时,天天都会用文字和数字记下过往的帐目;我的母亲,与文字连边都未能沾上。母亲不识字,“未进过牛圈门”,这句话是母亲戏谑的话,话中有着对未读书的怨艾,也有着对学校的羡慕。我为什么要用“在文字中行走的我的父母”为题目呢?这里我得说明一下,我用这为题目,意思是我想用文字来纪念我的父母。“行走”也就是“纪念”之意。也许这么理解有些牵强附会,甚至就像我母亲,与文字一点边都沾不上一样。不过,说真心话,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也许就是文人们的通病,喜欢在文字上玩花样,搞得扑朔迷离的,用一句广告词来形容就是“不走寻常路”,借此来吸引读者眼球。其实我还算不上是文人,甚至平生连半个文人也没能捞到,颇有点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孔乙己”,却染上了这毛病,足见这病就像那年的“非典”一样,传染性很强的呢!后来者要好好预防。

  我父母的忌日,乃至他们去世有多少年,如果现在要我马上说出来,我还真说不出来。这当然不是杜甫在诗中所写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诗中是乱世,而我生活在太平盛世,“宁作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古人是这么说的。所以,我的生活是幸福的,幸福的生活与“偷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也不是说我是个不孝之子,竟然连父母的忌日和去世多少年都不记得。我的兄长是记得的,他们在老家,每当父母逢五、十周年忌日,他们都会去祭拜,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父母的纪念。有时他们会打电话来告诉我,我也知道他们的意思,要我为父母烧点纸钱,我却没有烧。为什么要烧纸钱呢?照迷信的说法,这烧的纸钱,就是阴间的钱,就像我们阳间的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一样。阴间与阳间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没有钱万万不能的。所以才有这么句俗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不烧纸钱,倒不是说我是无神论者,而是儿时曾听父母说过,死了的人,如果他没到过的地方,你烧的纸钱他是得不到的。想来也是这理儿,你把纸钱烧在那地方,他找不到那里,他又怎么能得到那钱呢?烧了也是白烧。因此,我在接到兄长的电话时,便请兄长帮忙多烧点纸钱,那多烧出的,便是我对父母的孝敬。

  对于父母的忌日和去世多少年,我唯一能记得的是父亲去世多少年。我之所以能记得父亲去世多少年,是因为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月,我的大女儿就出世了,那年是一九八七年。这么说来,我能记住父亲去世多少年,也是因为大女儿的缘故。这世间,当父母的记不住自己父母的生日忌日,可却记得自己子女的生日和出生时间。难怪人们常说,父母的心在儿女身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

  父亲去世时七十二岁,我那年二十三岁,也就是说我出生时,父亲已是四十九岁,算是晚年得子。遗憾地是,父亲没享到我什么福就去世了。巧合地是,母亲去世时也是七十二岁。我曾对妻子说,我的父母都是七十二岁去世的,我也许会七十二岁去世。妻子回我,能活到那岁数也差不多了。我现在已到知天命之年,对于死,似乎不是那么惧怕的了。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惧怕感会渐渐减少,等到了晚年,谈到死,就好像是谈论去远行一样,显得很是淡然安祥。这也许是一生见多了生与死,明白了人总是要死的这么一个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背。即便是彭祖,活了八百岁,可终究还是免不了一死。李贺在诗中写道:“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可笑的是古代帝王,他们想长生不老,要臣民们称呼他“万岁”,结果是越喊“万岁”,他们的命越短,就像我们乡亲们骂人时说的:“短命死的!”

  父亲临死前最挂念的是我妻子怀的是男是女。在生男孩女孩这方面,父亲心中有一个心结。父亲算过很多“八字”,十张“八字”九张都算他没有后人。这后人是指男孩。在过去,传宗接代是男孩子的事,女孩子在父母眼里是外人,“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按乡亲们的说法,这就是命了。一个人得认命的,因为命是不可更改的。虽然八字先生说他可以为你改命,可那纯粹是骗人,为的是好多得几个钱来用。乡亲们自然不知道古希腊神话俄狄浦修斯王的故事,不过他们知道“命中只有八斛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父亲虽然知道这是命,可他总是心有不甘。因为他想到八字先生说的没有后人,就会想到村子里的人吵架时,有男孩的人家一旦骂出最恶毒的一句话:“断子绝孙!”另一家没男孩的气得只想一头撞在南墙上。在没男孩的人家看来,自己没男孩,可说是一辈子最大的耻辱,比读书人没能求得功名的耻辱还要大。父亲结过好几次婚,结果生的都是女孩。这也印证了他的八字。就在父亲快要认命时,父亲与守寡并拉扯着两个男孩的我的母亲结婚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母亲为他生下了两个男孩,一个是三哥,一个是我。父亲认为改变他命运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我的母亲,这也使得他与母亲厮守到老。虽然母亲为父亲解开了心结,可随着我与三哥结婚,父亲先前的心结又打上了。因三哥三嫂生了三个都是女孩,自然不能再生了。一是计划生育搞得严,二是再生,负担也太重了。于是,父亲便把为他生孙孙的重任放在我与妻子肩上。妻子怀的第一胎是男孩,可是早产了。造成男孩早产,原因应归咎于我。我虽然嘴上不承认,心里还是承认的。父亲在听说后,气得不得了。他以为是我妻子怀第一个孩子没经验,平时不注意造成的,就提醒我妻子,叫她以后怀着孩子,不要像平时,大大咧咧的,要好好注重保养。我妻子自然没敢把真相告诉父亲,因为父亲若知道是我的缘故,那还不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呢!

  当我妻子怀上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大女儿时,父亲问我们很多回是男孩还是女孩,可我们没去检查,便不知道。那时父亲已到了肝癌晚期,他是想硬撑到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可最终还是没能奈何病魔,就在我大女儿降生前十几天去世了。去世前,父亲对母亲说,如果生了男孩,一定要告诉他。后来,我们生了二娃,母亲抱着她的孙孙说,这下你爷爷放心了,这下你爷爷放心了!

  以上信马由缰地涂抹了些文字,都是我父母生活中点滴的事,属非官方,下面我正式介绍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姓秦,讳名天伯。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想起,父亲怎么没有字和号呢?父亲读过私塾,在过去,读私塾的人,有名和字。举大家熟知的人为例子,唐代诗仙李白,白就是名,而他的字是太白,号青莲居士,宋代的苏轼,轼就是名,而字是子瞻,号东坡居士。当然,古代有号的人,都是文人雅士,或者是为官为宦者。我父亲不是文人,也没当官,虽然他在民国时期做过甲长,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长。时下有这么说法,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干部就是官。连村长都算不上官,何况是比村长小一级的生产队长呢?因此,我父亲没有号这是很正常的。只是父亲有没有字,还真的成了一个谜。想来父亲是应该有字的,可能是解放以后,也许是把那些视为封建的东西,也许是与时俱进,也就名字合二为一,留下名,把字去掉了。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古时的绿林好汉拦路抢劫时的那声吆喝:“呔,留下卖路钱!”

  父亲这名,是按辈分来排的。我们秦氏家族的辈分是:“广居通大道,福寿发天长。光宗思继续,显祖在荣方。忠夏传家远,言书笔记详。”我们这家族也和其他家族一样,都是“湖广填川”的后人。据说是张献忠洗四川后,四川荒无人烟,清政府便采取移民政策,把湖广的人迁移到四川来。最初到四川我们的启祖是通字辈,有通贤公、通财公、通圣公、通茂公。我们属幺房,启祖是通茂公。传到我父亲这代,已是第七代,也算是源远流长的了。我父亲的辈分在我们秦氏门中算是最高的了。有些辈分小的,都不知该怎么叫我父亲。他们便用略带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们只能喊你“天”了。我父亲也用玩笑的话回他们,喊天来收还差不多!那些人一听,吓得一哆嗦,忙说,那可要不得要不得!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呢!

  由于我父亲辈分高,加上他读过私塾,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又当过甲长、司务长、生产队长、保管,所以,他在我们村子里的威望是很高的。村子里邻里间起纠纷,家庭不和,都会请他去主持公道。好像我父亲就是村子里的法官,大家都会听他的评判。

  村子里的人为了表示感谢,他们做什么事,不管是大事小事,都会请我父亲去吃饭。父亲也不推辞,凡是来请,他就去。母亲说他是“沙土的萝卜带不得”,父亲却说,人家是有心请客无假意。

  有件事,我至今都还记得。至于那时我多少岁,我不记得了。反正应该是到了懂事的年龄,不然我是记不得的。

  那次,有人请父亲去吃饭,我撵父亲的脚,被父亲打了一耳光。

  父亲本是个喜欢说理的人,我们犯了什么错,父亲只是教育,决不会动手的。倒印证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还记得三哥读初中时,除了班主任的课,其他老师的课都不去上。伙同几个同学到龙灯坡或其他地方去打牌。后来父亲想到三哥要毕业了,便去老师那里了解情况。父亲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可他也只是叫三哥跪高板凳,没有打他。父亲虽然不打我们,可他教育我们,我们觉得比打还难受。常常是父亲没说几句话,我们的眼泪就会不自觉地流出来,很是伤心难过。父亲说我们,我又没打你,只是说两句,你就哭,未必我说你两句都要不得么?我们哭,当然不是不要父亲说,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对父亲深深的敬畏感。

  我长这么大,除了那次父亲打了我一耳光外,其余父亲连一根指头都没动过。父亲打我那一次,算不了什么大事,甚至可说是小事一桩。

  当我去撵父亲的脚时,父亲先是好言好语劝我,说人家只请了他,并没有请我,你怎么好意思去呢?我那时小,自然听不进父亲说的这些理,也不懂得父亲说的这些理,便没听父亲的,就一直跟着父亲走。父亲叫哥哥把我抱回去。我哭着闹着从哥哥手里挣脱,仍然朝父亲跑去。父亲这下子发火了,等我跑拢时,他给了我一耳光,对我吼道:“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我一下子被打懵了,不哭也不闹,只是抽噎着。哥哥他们便跑来把我抱了回去。

  我后来想起这件事,心里便有了疑问,父亲为什么会因为这么点小事打我呢?父亲平时常对我们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是幺儿,他应该是最爱我的了。可我并没犯什么大错,只是要跟着他去吃顿饭。有些父亲,儿子不去却硬要带着去。我的父亲却是儿子要去,他不准去,还打呢!

  现在我理解父亲的做法了。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在温饱线上挣扎,每天不要说吃好的,只要能把肚皮箍圆就是幸福生活。那时的主食是红苕,“红苕半年粮。”鸡鱼蛋面便是人们口中的美食,一年到头是难得吃上的。可能有人会说,这鸡家里喂到有,蛋,家里的鸡能生,面,可以用小麦去换,鱼,河里田里都有,这平常日子完全可以吃的呀,怎么会成为美食呢?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的油盐及日常用品的钱,就得靠鸡鱼蛋卖的钱来换,你若把鸡鱼蛋吃了,那日子怎么过呢?除非你不想过日子了。至于面,一斤麦子是换不来一斤面的。这麦子,为了箍圆肚皮,得打成粉,弄成糊糊来吃,连煎成巴巴也不行的,因为太费麦粉了。乡亲们常说,有了一顿充,没有了敲扁桶。而肉,在那时就算是奢侈品了,一年到头,除非是有大事,否则是吃不上肉的。一年中,有一个节日是非吃肉不可的。这个节日就是春节,也就是我们说的过年。那时,我们小孩子最盼望地就是过年。我们会经常念叨着这么首童谣:“红萝卜,呡呡甜。看到看到就过年。过年又好耍,筷子拈嘎嘎(肉),调羹舀汤汤。”似乎我们这么念着念着,那年就来到了。

  因此,那时候请客,有多少客人,主人家都是把菜饭精打细算好了的。如果多出一个人,主人家虽然会笑着说,不就是添一双筷子的事么?话虽然说得轻轻巧巧的,可这多出一个人的饭菜怎么办呢?实实会让主人家难堪的。父亲常对我们说,一个人要将心比心的呢!

  还有父亲可能认为,他把我带去走东家走西家,今后我会成为一个好吃的人。人们都说,好吃懒做呢!那以后还能指望我有什么出息呢?

  我敢肯定的是,父亲更多的是考虑到后面这一点的。天底下,做父母的,谁不愿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能光宗耀祖呢?

  父亲喜欢唱川戏。他有空的时候,便会唱给我和三哥听。父亲唱川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尽孝,二是求取功名。很明显,父亲给我们唱这些是精心挑选了的,充分体现了父亲对我们的期望。

  我至今仍记得这么两首诗:“笔尖攒劲吃砚水,夜里熬干灯泪油。小小鱼儿未成龙,日睏游玩沙滩中。有朝一日风雷动,步步腾云上九重。”

  “读得书多认得秋,不能耕种自有收。白天不怕谁来借,夜晚不怕贼来偷。”

  父亲还是相牛的高手。在我们这方圆一带,还没有谁在相牛这方面超过他的。那时相牛的酬劳是相当高的。每相中了一头牛,酬劳有二三十元。要知道,那时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才值八分钱。所以,这酬劳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工分的钱。父亲是个豪爽的人,他得到的钱,基本上没拿回家,而是和其他相牛的以及他的朋友一起吃掉了的。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重点高中资中二中,父亲怕他的相牛影响我的前途,就像那些武林高手一样,金盆洗手,不再出去相牛了。哪怕你给再多的钱,他也不去。

  现在想来,父亲对我的爱,是真正的爱。只是我那时未能体会到。

  父亲与母亲虽然是半路夫妻,可他俩恩恩爱爱,一直到老。在父亲和母亲看来,他俩就像结发夫妻一样。

  也许他俩是在经历了半世坎坷后,更加珍惜这份真挚的情感吧!

  我母亲叫周友芳,前半辈子的命很苦的。她很小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外婆独自拉扯着我母亲和大舅。母亲出嫁得早,不幸地是,她嫁给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打人的家伙。母亲在跟我说起时,称那家伙是“铁匠”,母亲与大哥二哥自然就是打铁的砧了。后来,大舅在随舅娘搬迁去舅娘娘家的路上死了,据说是得暴病死的,母亲总怀疑是舅娘害死的。母亲见外婆像个孤老太婆一样呆在老家,便把外婆接到自己家里来,自己也好照应。外婆也就在母亲家终老。

  “铁匠”三十多岁就撒手而去,母亲守了几年寡,与父亲走在了一起。

  父亲得肝癌期间,都是由母亲侍候着。父亲感叹地说:“夫妻还是元配的好。你有个生疮害病的,她都会照顾你的。儿女都是假的,久病床前无孝子!”

  虽然我们有兄弟四人,可父亲在临死时,最放心不下就是母亲。他拉着母亲的手说:“周友芳,我死后,你怕要落好多难哦!”父亲对世事是看得很深透的,他对自己这几个儿媳的脾气也是了解的。俗话说,儿好不如媳妇贤。大嫂没读过书,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可她心比较狠,缺少同情心;二嫂是跑了的,二哥一直单身,他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别去能望他了;三嫂对母亲也不好,只是因为父亲在,畏惧父亲,才装出恭顺的样子,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我的妻子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如果母亲跟着我,只怕她吃不消我妻子的那张嘴。我听到父亲说这话,想起先前有一次母亲被大嫂气哭的事来。那时我对母亲说过,我会孝敬她,如果我妻子不孝顺,我就跟她离婚。于是,我跟父亲承诺:“幺爷,你放心!我会供母亲的!”

  父亲去世后不久,我把母亲接到了我家。起初,母亲受不了我妻子的那张嘴,她便向我说起。我劝母亲说:“只要她真心对您好,说话难听点,您就当风吹过吧!”

  说真的,我对我妻子的那张嘴也是很反感的,不过她的心确实好。对母亲也很好,像嘘寒问暖,买东买西,都是她一手操持。再说,一个人哪可能十全十美的呢?

  母亲听了我的话,安心地住在我家,一直到她去世。

  对于已做古的父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俩在文字中行走。然而,我却让他俩行走得一如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我觉得很是惭愧!

  愿父母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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