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首次探亲散文
那年，恰巧是五十年前的1966年。8月下旬，当兵四年的我获准首次回川探亲。也许正值那场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故，探亲情景至今恍若昨日。
记得告假前，连队领导反复说，我们是解放军，不介入地方运动，少说话。本来，我这位接受锻炼的高中生兵，对这场打破常规的运动不理解，不关心，哪会介入。我“啪”一声，当即立正：“保证不多说一句大实话。”逗得当场领导大笑。有战友告诉我，红卫兵喜欢军装军帽，趁你不注意，抢你军帽。不要暴露身份，不然，要和你辩论，争取军人支持。同乡战友还说，火车挤得很，你带个马扎，免得站两天两夜。听罢，不免紧张，不是怕没座位，当兵怕站？是怕小将纠缠，忍不住说漏嘴。行前，我精心包装：不戴帽，穿白衬衣，借个帆布提包替代军人挎包，仅留绿色军裤军鞋，标准的半军半民货色。
在兰州城东一小站等车时，只见自西驰来的火车窗口，挤满一堆脸变了形的小脑壳，又笑又喊，有说这是上北京的专车，有说很挤不要上。我们哪管，车门一开，蜂涌而上，果然很挤。我紧跟人流挤到车厢中段，还没站定，车已开动，赶忙抓紧靠背。一看，走廊过道站满人，一排座位挤四五个。幸好小将只有挎包，货架没满，我赶紧把大包塞了进去，方才松口大气。
正值午后，“秋老虎”余威尚在，车窗又给脑袋堵死，厢里很闷热，我满脸是汗。直到过了一站，燥热减轻，我才有了心情。细看周围，座位上多是有票的中老年，站着的绝大多数是无票小将，大多十五六岁，一张张娃娃脸，稚气未尽，却满脸认真。他们像是第一次出远门，既兴奋又新鲜，有的唱歌，有的挥红宝书。说出话来，一口西北腔，既尖声还硬性，叽哩哇啦不停。听得出，他们是去北京看望老人家。有三个低声说，不接见我们，就不出北京。我一震，很想劝劝他们，可还是忍住了。
右首坐个中年人，闭着眼，一动不动，看来也是提前买票的出差人。我低声问：“同志，请问在哪里下车？”他睁开眼，看我一阵，大概以为我也是公事人，说：“宝鸡转车。下了你来坐”。听口音是四川人，我忙说：“老乡，我也是回四川探亲。”“哦！”他把屁股往里挪挪，“来，搭个屁股。”我再看，两人座位已经挤着四人，挪出位置不过巴掌大，说：“算了，站惯了。”他又看我一阵：“你是当兵的？”谁知他这一问，几个小将立即看着我，惊喜、热情。我忙解释：“不是不是，我是工厂採购员。”小将似有不信，还是收回失望的目光。有了老乡同路，心里踏实多了。后来，可能走动的人少了，过道松了些，我终于坐在老乡旁的.过道上，靠着他腿半睡半醒，“咣当咣当”，摇到宝鸡。
半上午，我和老乡在宝鸡下了车，等待北京至重庆的第十次特快。我们买罢没座位的车票，吃罢稀饭，还有四个小时，便在广场转悠，却见站内有两处宝鸡中学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拉着红底白字横幅，几个红卫兵举着红宝书站在横幅下，有个拿着喇叭筒，反复说：“没钱的战友，请到我们学校食宿。”
老乡乐了，笑道：“吃饭住宿不要钱。嘿嘿！走，我们也去享受享受。”
“我们像红卫兵吗？”我陪着笑。
“我五七年当兵，六三年复员，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也是兵，算老兵吧。”
老天爷，原是一路货色，我马上亮出身份。
“哈哈！我看你就像。在车上你咋不承认？”他很不理解，“现在解放军到处受欢迎啊。说不定让你坐呢。”
“军队不介入。我也怕惹麻烦。”
他“哈哈”笑了，说：“又没隔一道墙。说是不介入，脑壳早介入了”。
我脸一红，低下头来。他看下我，似有歉意，拍拍我肩膀，说：“我们四川盛产兵哥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都晓得这两句是电影《怒潮》中的话，我低声提醒他：“那部电影遭批判了，说它右倾翻案。小将若听到，找你辩论哩。”他却脸一板，说：“我才不怕。”
不知他是不怕右倾翻案，还是不怕小将。我自愧不如，还是说：
“上了车，你还是别讲我是解放军。”他只笑。
十次特快更挤，多是从北京返回的四川小将，好像在北京领了任务似的，一个比一个情绪高，一个比一个决心大。我俩背靠背坐在乘务室外过道上，离他们十几米，高谈阔论听得还很清楚，只有在秦岭隧道里，才给轰隆声压没，洞口一出，又传了过来。不过，内容与报纸和传言差不多，老乡和我都不想听，故意找话说。他几次插话：“四川又要热闹了。”
第二天清晨进入川境。听到广播，我揉着眼挤到门口，晨色慢慢清晰起来。一时间，我激动晕了。四川，我回来了！我紧盯着逐渐平缓下来的山势、田坝和成片的稻田，直至半个上午。随火车南下，气温愈高，路边的稻苗颜色由深绿而半黄，而全黄至金黄，到绵阳已经橙黄一片，等待收割了。我完全被这幅奇特油彩画吸引住了。老乡也赞叹：“要是新疆能够种水稻就好了。”
在绵阳与老乡分手时，相互留下地址。绵阳城里，小将遍处，手拿红宝书，边唱歌边高呼。我寻了个偏街旅店早早睡下，补补两晚瞌睡，也为明天蓄锐。
幸好，第二天从绵阳到遂宁七个小时的长途客车有座位。下罢车，我没等次日班车，连续作战，先搭顺路货车二十多里，下车谢罢司机，立即踏上熟悉的三十来里土公路。归心似箭之我，哪顾路面不平天色转暗，脚板使劲翻，汗水不停擦，到家还是夜深。刚进院坝竹林，冲出一条大狗，冲着我“汪汪汪”。狗叫稍停，我立即大喊：“公，婆，是我，回来了。”
“哎呀，”婆婆突然大叫，“是立周回来了。快起来，快起来。难怪，前天梦见你回来了。”没一会，她兴冲冲摸到厢房门口，吼，“白狗，你疯了？莫叫！”门外太黑，婆婆急忙返回点灯，却撞翻了凳子，又问：“他公，你还没起来？立周回来了。”公似有不快：“我不晓得起来？”
我已经摸到厢房门，喊了一声“婆”，喉头马上哽住。待到油灯点燃，四个弟妹一排站在油灯后，高低不一的背影投到篾编泥糊的墙上。他们的眼神有惊喜有辨认，一声声直喊“哥哥”。我忙乱应着。
公公佝着腰看我一阵，泪光闪亮，连说：“胖了，黑了，长高了。”
婆婆揩着眼泪，问：“你满二十三了吧？”公公接上：“还等三个月零十天。”
婆婆笑了：“看看，你公帮你记得好清。你妈要在，不晓得好欢喜。”稍停，又对大弟说，“明天快去喊你爸爸回来。他不是天天念你哥吗？”
我知道爸爸在四十里外修水电站，专门挑土。大弟刚初中毕业，为挣工分，没留校闹革命。他绕过油灯，说：“我马上去，保证走拢爸爸还没出工。”说罢，光着上身和脚板消失在暗夜里。
第二天一早，我起了床，独自走在田埂上。往上望，翠柏覆盖坡顶，往下看，青杠林随小溪蜿蜒。跟前，收罢稻谷的田已经深犁一遍，谷桩全埋在泥里，路边，一排排桑树枝桠剪的整齐好看。四年前离家，到处光秃秃的啊。我好不兴奋。
中午，又黑又瘦的爸爸挑着两付土箕随大弟赶回。我迎上去，喊声“爸爸”。他笑笑，应一声，点下头，没说话。
比之四年前，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南瓜稀饭够吃，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款待我这肚里不缺油水的游子。只是，想炒猪肉，猪没养肥，而且非得等到过年才能宰杀才有腊肉；要杀鸡，损毁一家七口的“银行”，我不准；要煮蛋，等于吃人民币，我不依；偷偷煮了，我全给公婆。我反复说，部队生活好，只要你们好我就满足了。他们不听，从稀饭里给我捞干饭，我翻手倒回稀饭中。
这天早晨，快七十的公公一脸灰暗，垂着头，有气无力走进院坝。我正想问，婆婆却先问：“没买到？”公公没答，径直走进厢房，倒在凉椅上。“公去买啥子？”我问。
婆婆说：“去买猪脑壳猪骨头。半夜就去站队，还是没买到。”
“去买啥子嘛！”我差点火了。一问大弟才知，以前，食品公司把不便凭票购买的猪头猪骨公开对外，不要肉票，谁都可买，但是不多，非要很早去排队。可是最近，饮食店造反派给食品公司贴大字报，说食店是集体经济，为广大顾客服务，猪头猪骨应该全部给食店，把猪头卖给个人是支持个体资本主义。食品公司没再敢对外卖猪头。我“哼！”了声。
又一天午后，顶着火辣辣的“秋老虎”，大妹戴顶草帽提一串鲫鱼，赤脚走进院坝，手膀和腿脚晒得暗红。我站在阴凉处，问：“你去买的？”
“自由市场又封了，生产队也不准捉鱼了。”在旁的大弟接口，“姐姐晓得你爱吃鱼，趁中午天热，没人管，去田里捉的。”哦！
我不能再给全家添麻烦了。我不能为嘴巴出事了，我得赶快离开才呆六天的家庭，提前归队。公婆和爸爸劝我多住几天，大妹藏了我的行李，我还是坚持要走。
我终于提前两天出发。那天午后，很少和我说话的爸爸非要单独送我到镇上车站。我估计他有话要说。
果然，快到车站，他盯我一阵，末了，说：“刚好点，又来了。”
我马上懂了他的意思。可我行吗？
我哽咽着说：“爸爸，你要保住身体，全家七口全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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