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互助联保组织变迁研究
摘 要：传统的为解决农户、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担保资源不足而兴起的以单一契约约束为主的互助联保贷款，因违约率持续上升而面临困境。而契合中国圈层文化，引入契约安排之外的非正式“差序控制”构建的联保组织，则在有效控制违约风险、支持融资弱势群体发展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 关键词：差序格局；互助联保；组织变迁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8-0055-06 一、引言 互助联保贷款持续攀升的违约率及停滞不前甚至呈现萎缩趋势的业务量表明，依据西方契约文化建立的单一连带责任约束已无法有效解决联保组织内部的“违约传染”问题，引入契约约束之外的低成本边际约束已是当务之急，中国的圈层文化为此提供了便利。山东省泰安市农信社基于中国圈层文化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传统互助联保组织进行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契约约束到多元差序控制的改造，由2000年初的“契约+地域”型简单联保，发展为2006年的“契约+地域+行业+第三方组织”的“信用共同体”，2012年又对“信用共同体”模式进行了改革，加入“产业链”约束，摒弃外生性“第三方组织”，建立内生性“理事会”组织，最终形成与“差序格局” 社会结构相契合的新型联保组织。 二、“差序格局”的农业社会关系模式是我国互助联保机制的内生基础 “差序格局”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乡村结构时提出的与西方“团体格局”相对应的、已被国际社会学界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社会学理论，即“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范围的大小也要依中心的势力强弱而定。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1947）。后来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理论作出了解释，较典型的如沈毅（2007）结合黄光国（2004）与杨国枢（1993）的研究提出的“工具—混合—情感”模型（见图1）；罗家德（2007）根据社会网研究中的“弱关系”、“强关系”概念建立了“差序格局”下的个人社会网模型（见图2）。阎云翔（2006）认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不是一个平面的社会关系网，而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结构，“差序”实际由“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和“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共同构成。孙立平（1996）也提出，中国社会是“由纵向的庇护主义和横向的工具性关系模式构成的社会结构”。 互助联保是对分散的担保资源做符合银行信贷制度的整合（李虹，2006）。联保机制既存在降低贷款信用风险的优点，还内生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缺陷（江能、邹平和王泽丽，2007）。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发现，“农户联保”贷款不良率呈上升趋势，贷款质量下降，在防范信贷风险上暴露出不足（卢迪，2012）。联保贷款制度在实际运行当中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在于，联保小组的形成、借贷双方重复博弈机制的形成、信用社对于风险的甄别与控制、法律能否有效发挥惩罚作用等前提条件在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中并不能够得到满足。增强联保小组内成员间的利益相关性，强化“网络”因素，则是目前有效解决农户贷款难与信用社放贷难的最佳选择。在社会惩罚有效的情况下，联保制度有利于提高借款人还款积极性，否则，联保制度对贷款履约激励机制具有负效应。因此，确保联保贷款组员之间社会惩罚的有效性、加强联保贷款客户筛选工作、提升违约威慑可置信度、增强借款人债权追索能力是提高联保贷款运行效率的重要手段（江能、邹平，2009）。 三、互助联保组织由“契约控制”向“差序控制”的变迁 （一）第一阶段（2001—2005年）：传统联保的效率递减，单一契约控制下违约率上升 2000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鼓励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组成联保小组，农户联保贷款的基本原则是“多户联保、按期存款、分期还款”，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贷款利率适当优惠。贷款时，按借款额的1%设立小组互助金，存入信用社专户，联保小组成员对借款人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指导意见的出台，解决了农户缺乏有效抵押物的问题，农户加入联保小组后无需任何抵押物即可申请获得急需的资金。同时，同一地域内实力相当的农户互相自愿选择组建联保小组，彼此了解，又相互制约，农信社的信息成本和信贷风险也大幅降低。由于具备上述优点，农户联保贷款业务在初期获得快速发展。山东省泰安市农户联保贷款在2001年时仅为8493万元，但到2005年就发展到了29561万元，增长了248.06%。 但随着农户联保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违约约束有效性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实际操作中由于借款人、联保人相互担保，往往形成“互连保”、“连环保”，结果是“谁都要负责，谁也不负责”，导致责任推诿和风险隐患。此外，当联保小组成员之间责权差异过大时（如小额资金需求者为大额资金需求者承担连带责任），易导致连带义务不能及时履行甚至不履行的后果。后来则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违约“羊群效应”现象，导致农户联保业务量开始萎缩。2007年，泰安市农户联保贷款余额萎缩到2001年的64.44%，较2005年的峰值锐减81.48%，较2006年也下降了65.9%。 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也表明，传统农户联保贷款存在较明显的担保机制失效和信贷风险上升的情况。如卢迪（2012）对齐齐哈尔某县农村信用社的调查发现，在2011年“农户联保”贷款余额3亿元中，逾期5千万元，占比达到16.7%。刘文全（2010）的调查显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湘市支行自2008年4月23日挂牌成立至2010年5月20日，在长塘地区发放农户联保贷款56笔，金额316万元，形成不良贷款共有25笔，金额110万元，占整个支行不良贷款笔数和金额的48%和34.8%。余志武（2011）的调查显示，农行某分行农户小额不良贷款余额973.56万元，其中采取多户联保方式的农户小额不良贷款余额970.56万元，占该分行全部农户小额不良贷款余额的99.69%。 （二）第二阶段（2006—2011年）：创建引入“第三方组织”控制的“信用共同体” 在传统互助联保组织遭遇困境的大背景下，到2006年前后，农户、商户、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金融机构难贷款的“两难”矛盾日益突出，同时，随着违约风险上升，互助联保的联保成员间、联保成员与银行间的信任关系开始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严重影响了互助联保业务的发展。2007年，为修复、加固联保组织，泰安市农信社引入“第三方组织”创建了“信用共同体”互助联保新模式。 “信用共同体”包括银行、企业（商户、农户）、协会（合作社），三方共同组成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对银行而言，信息取得变为两条渠道，一是贷款企业（商户、农户），二是协会等“第三方组织”。较之传统的互助联保模式，信息获取效率、准确性提高，成本降低。同时，对于联保成员而言，伴随组织约束的增强，信贷资金供应的稳定性、便利性也随之提高了。“第三方组织”在信息沟通、监督协调、平衡利益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使得整个联保组织更加紧密高效（见图3）。 由于“信用共同体”新型联保组织找准了传统简单联保违约风险的症结，因此在构建形成之初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典型的成功案例是“泰山钢材大市场信用共同体”：2008 年下半年，全国钢材价格急剧下跌，由2008年7月的6400 元/吨跌至10月的2950元/吨，降幅达60%，导致大量钢材经销商倒闭或转行。但由于“信用共同体”的紧密联结，江北最大钢材市场—泰山钢材大市场经受住价格骤跌的考验，314户经销商没有一户倒闭，16家银行107亿贷款无一笔不良，而且在钢材经营形势持续恶化的2009年1季度新增1000个就业岗位，销售量同比增长10%。 但“泰山钢材大市场信用共同体”的成功主要原因是有一个约束动机强、威信较高的“第三方组织”——泰山钢材大市场商会，同期构建的其余4个“信用共同体”则由于“第三方组织”权威性不够、约束动机弱而业绩平平，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第三阶段（2012年）：构建引入“差序控制”的“信用联盟” 2012年初，泰安市农村信用社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涉农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额度及投放质量，在深入分析“信用共同体”组织模式利弊的基础上，推出了更加完善的“契约+地域+行业+产业链+理事会+会长”的“信用联盟”新型互助联保组织。 1. 组织结构的重要改进：摒弃外生性、扁平化、软约束的“第三方组织”，建立内生性、等级化、刚性约束的理事会组织。“信用联盟”与之前“信用共同体”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区别：（1）横向弹性的、亲疏远近的“差”：在原地域、行业控制之外，又增加了产业链控制。（2）纵向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与“信用共同体”借助外生性、扁平化、软约束的“第三方组织”（行业协会、合作社）不同，“信用联盟”的理事会机构、会长等完全内生于联保组织，且通过制度设计建立起等级化、刚性约束的固定管理组织（见图4）。 在纵向的、等级化的“序”结构中： （1）会员大会是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主要职责是审定和修改联盟章程，选举和罢免联盟理事会成员，审议联盟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各项议案和财务报告及其他重大事宜。 （2）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由3—5名理事组成。其中，独立理事1名，由信用社信贷专管员担任，其他理事经信用社提名、由全体会员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经全体会员2/3（含）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理事会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选举和罢免联盟会长、筹备召开会员大会、向会员大会提交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决定会员的吸收和除名、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严把会员准入关、认真审议入会会员提交的有关资料的真实性、确保会员符合准入条件及其他重大事宜。 （3）联盟会长由全体理事选举产生。主要职责是：认真研究行业发展动向，捕捉市场信息，提出发展规划，召集和主持联盟理事会会议，研究解决联盟所存在的问题，审批通过吸收新会员，对不讲诚信和违约会员做出处理意见和决定，代表联盟签署有关重要文件，积极协助、配合农村信用社清收会员出现的不良贷款，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2. 运作机制的改进：摒弃贷款投放、违约惩戒的均衡化原则，代之以风险与激励相容的差别化、等级化“差序控制”。“信用联盟”按照“会员自律、风险共担、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原则，给予会员“利率优惠、贷款优先”等优惠政策。泰安市农村信用社规定：在信用社指导下，由“信用联盟”对会员进行信用评定。凡信用评定A级（含）以上联盟的会员贷款利率至少较同信用等级的非会员少上浮10%，并根据联盟评级结果实行差别利率管理，联盟会员贷款利率最高可较同信用等级的非会员少上浮20%。此外，对联盟会长、理事的贷款利率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应优惠。同时，普通会员按照贷款风险互助保证金比例为授信额度的3%（含）以上，联盟会长的缴存比例较普通会员再提高2%，且不得低于5000元，其他理事的缴存比例较普通会员提高1%。 出现违约或形成不良贷款需要扣划保证金时，按照借款人、担保人、会长、理事会成员的顺序进行扣划，不足部分再同比扣减其他成员的保证金。农信社可根据实际，设立保证金扣划延缓期，对超过延缓期仍然不能偿还或落实可靠还款来源的，经农信社批准后扣划保证金清偿贷款本息，以此督促会员之间相互监督。 3. 初步成效：银行与联保成员双方交易效率、收益提高，风险、成本下降。截至2013年3月末，泰安市已组建山东省肥城市济河堂农民信用联盟、东平西金山村农户信用联盟、南赵村农户信用联盟等8个农民信用联盟，授信4054万元，贷款余额2376.4万元；组建泰山光彩大市场商户信用联盟、新泰金生堂家居市场商户信用联盟等4个专业市场商户信用联盟，授信8420万元，贷款余额6430万元；组建肥城市土工新型材料中小企业信用联盟，授信21500万元，贷款余额16500万元。由于“信用联盟”组织结构、机制设计合理，使贷款投放效率大大提高，违约风险大幅下降，至今未发生一笔不良贷款，新型联保组织在支持农户、中小微企业等发展的同时，也为农信社培育了可长期依赖的优质客户群体，真正实现了多赢。 四、简要评估 （一）泰安市互助联保组织变迁的突出特点 1. 依赖于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约束逐渐强化。纵观泰安市互助联保组织的变迁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组织内非正式约束逐渐增多、增强。较简单的农户联保组织以契约约束为主，辅之以同“地域”的“熟人关系”制约，从近10年的实践看，这种简单的以正式约束为主的联保贷款的违约率持续上升，且诉讼难度大、担保人责任难追究。随后创建的“信用共同体”又引入了“行业”与“第三方组织”的非正式约束，但约束力取决于“第三方组织”的权威性及其责任心。最近创建的“信用联盟”则不仅在“信用共同体”基础上引入了“产业链”约束，而且在联保组织内正式建立了等级化的管理组织，并且以差别化激励机制（差别化的额度、利率优惠，差别化的保证金缴纳比例等）调动管理人、联保成员守信积极性，组织结构更加完善，组织制度更加合理。随着非正式约束的增强，非正式约束对难以有效惩戒违约行为的正式约束形成替代，正式约束转变为预备约束，成为非正式约束失灵的补充（见图5）。 2. 组织结构向传统文化的“差序格局”逐渐演化。简单的农户联保组织模式是扁平化的，组织内成员的关系除了连带责任外，额外的控制就只有熟人关系。但这种控制是相当脆弱的，特别是当有成员恶意违约时，“违约传染”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信用共同体模式为控制和防范违约的“羊群效应”，引入了充当联系人和监督者双重角色的第三方组织，组织结构开始出现“层”的设计，但仍然相对简单。“信用联盟”的组织设计则最终回归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结构，在横向形成亲疏远近所决定的“圈子”，纵向则通过会员投票选举构造了分级控制的“等级化的层”。 对这一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组织变迁对传统文化、社会结构有着深刻的路径依赖。诺斯（2005）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出，即使两个社会面临相同的相对价格变动并且建立起大致相同的初始制度，这两个社会仍然会在随后的变迁过程中，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别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演化出相距甚远的制度安排。格雷夫（Greif，1994）在诺斯的基础上，指出人们不同的文化信念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从而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国经济组织的变迁，总是由单一契约约束的简单结构开始，向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发展，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组织演化方向是相逆的。 （二）“信用联盟”违约控制机制分析 1. 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在“差序格局”的联保组织内，信息流动不仅存在一个纵横交织、立体多维的复杂网络，而且信息内容的范围非常宽泛，既包含经济信息，又包含社会信息，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组织成员的私密信息。这样一个组织，极大地提高了组织成员隐瞒信息的成本，同样也有力地限制了不如实披露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 2. 重复博弈机制的建立。著名的“囚徒困境”说明，在一次博弈过程中，人们不仅不会为了组织的利益而有所奉献，相反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一定程度上，合作的时间与交易次数成为个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因。而“差序格局”的`联保组织则通过模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长期合作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下，如果一个成员违反既定规则，那么对他的惩戒在横截面维度上，不仅来自经济领域，而且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时间维度上，不仅来自短期的违约惩戒，还来自未来社会、经济活动的“挤出”。因此，这种持续、全方位的社会化控制，将有助于组织成员间建立起牢固的重复博弈机制。 3. 惩戒机制的自我强化。在“差序格局”的信用联盟中，贷款保证金的缴存比例是不相同的，组织管理人员缴存比例相对普通成员要高。当有组织成员违约或形成不良贷款时，按照正式的契约安排需要扣划保证金，顺序依次为借款人、担保人、会长、理事会成员，不足部分再扣减其他成员的保证金。因此，一方面，一个成员违规，全体成员受罚；另一方面，组织成员依层级地位的不同而受罚程度有差别，地位高的承担更大责任，也因而对维护规则有更强的动机。在这样一个差别化、全覆盖的惩戒机制下，所有非违约成员均会表现出代替银行去执行惩罚任务的动机，惩戒的自我强化机制因而形成。 （三）未来互助联保组织创新应考虑的问题 泰安市互助联保组织的变迁显示，这种向“差序格局”的变迁存在对我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路径依赖。但非正式控制的增强并非没有边界，而且紧密型非正式组织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互助联保创新中应予以考虑。 1、组织的成本边界、资源边界问题。首先是成本边界，泰安市互助联保组织的变迁中，对农信社而言，增加的非正式约束的代价（或边际成本）为稳定的信贷保障、优惠的利率。这个边际成本是有边界的，随着非正式约束的增加，内部市场价格必然逐渐向外部市场交易价格收敛，当两种价格接近或相等时，组织的非正式约束就到达无法继续增强的临界点。其次是资源边界，包括短期内可以预期的可用信贷资金、互助联保组织成员数量（组织规模）、组织层级等。目前，泰安市农信社根据经验建立起拥有210名会员的“诚信通”农户信用联盟8个、拥有46名会员的专业市场商户信用联盟4个、拥有5名会员的中小企业信用联盟1个。这些组织的规模、层级均有所不同，下一步的组织创新应深入总结这些组织的运作成效，关注过大的组织是否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小规模组织是否潜在“共谋”的隐患，以便对资源进行科学配置，以实现组织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 非均衡激励产生的既得利益阶层问题。在“差序格局”的“信用联盟”中，为激励、调动联保组织内管理层的积极性，农信社对管理层的理事、会长均给予较普通成员更大的利率、金额优惠，这在短期而言应当是富有成效的，但从长期来看，有可能在联保组织内部催生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有：（1）共谋风险，即管理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结盟。这种通过结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至少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牺牲组织利益，即通过有意控制、扭曲组织成员信息而掠夺成员的信贷资源；第二，牺牲银行利益，通过控制、扭曲组织内部信息从银行获取超出其偿还能力的信贷资源。（2）阻碍改革。这些既得利益者对任何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组织革新都产生极强的敌意，而这又与银行持续改进联保组织从而控制违约，获得长期、稳定、广泛的优质客户的目标是相悖的。在“信用联盟”新型组织中，农信社可能已预见到未来既得利益阶层可能带来的问题，因而在理事会中安排信贷员任“独立董事”，参与理事会的一切活动，这一组织安排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五、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泰安市互助联保组织的创新性变迁特别是“差序格局”联保组织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简单联保组织违约率上升的问题，满足了层级较低的农户、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培育了稳定的优质客户，实现了银企（农户）的双赢发展，为互助联保组织多元化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当然，同所有“自组织”一样，在外部资源约束及内部激励效率递减交互作用之下，“差序格局”的互助联保组织的内外部均衡最终会到达临界点，此时，新的变迁时机就成熟了。据此，可以得到这样三条基本结论： 第一，互助联保组织的变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非正式约束逐渐增强；二是组织结构向“差序格局”演化。 第二，“差序格局”的联保组织能够带来额外的收益：如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惩戒机制的自我强化等。 第三，未来互助联保组织的发展有可能遇到边际成本和资源边界的制约以及非均衡激励产生的既得利益阶层等问题。 参考文献： [1]彭江波.以互助联保为基础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J].金融研究，2008，（2）. [2]陈刚. 互助联保介入模式下信贷交易效率的实证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8，（9）. [3]曲吉光.互助联保的内生逻辑：荣成案例[J].金融发展研究，2010，（5）. [4]边磊.中小企业内生性互助联保融资模式的实践：巨野案例[J].金融发展研究，2011，（3）. （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XQ，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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