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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称北上广等地占尽高考资源和录取优势
2012年6月7日，山东实验中学考点参加2012普通高校升学考试的考生走出考场。(资料照片) 记者张勇 摄本报记者 朱士娟 潘奕轩
山东和北京，一个高考“高地”，一个高考“洼地”。
每到高考时节总有一群孩子像候鸟一样“飞”回原籍。
有人说异地高考背后牵扯的是利益，而有人说是公平……
四年前，济南人盖晗带着6岁的女儿坐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在盖晗看来这趟列车就是女儿12年后通往名校的直通车……
一年后，北京人刘昊将让12岁的儿子离开北京到山东借读3年，在刘昊的期望中，6年后儿子在高考时能考出一个像山东孩子一样的高分……
高考就像一个指挥棒，无形地指挥着家长和孩子，在他们看来，这个指挥棒就是个“紧箍咒”，由不得他们拿下。
济南人漂在首都
只为让孩子拿到北京人高考优惠券
12月5日，北京的天气微冷。站在北京朝阳区黄胄艺术实验小学门口的槐树下，盖晗像往常一样等着女儿凡凡放学，在她的周围已经集结了很多家长，夹杂着各地方言的普通话，暗示着他们“外地人”的身份。在这些家长看来，这个说话带点济南味的盖晗跟他们是两个层次的人，因为她的女儿有个北京户口，而他们的孩子却是没有北京户口的“随迁子女”，这意味着如果北京异地高考不放开，几年后，他们的孩子就会被“打”回原籍高考。
而只有盖晗自己明白，她其实也是高考体制的“受害者”之一。一切还要回到四年前，那时候的盖晗在济南一家公立医院当护士，工作有编制而且待遇很好，让人羡慕的是她还有一个在读博士的丈夫和一个乖巧的女儿，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然而那一年，盖晗的女儿凡凡正好6岁，6岁意味着孩子要上小学了，按照济南当时的政策，凡凡可以上济南师范附属小学，这所学校在济南算是家老牌名校，但就在抉择的最后一刻，盖晗却改变了主意，“我的丈夫当时已经到了北京，我决定让女儿跟着他爸爸争取落户北京，名正言顺地在北京上学。”就是这个决定改变了孩子的命运。
凡凡很快拿到了北京户口，这时盖晗又作出了让人惊讶不已的决定：辞掉工作，全身心地到北京陪读。2008年8月25日，盖晗带着女儿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她看来，这辆车就是12年后女儿上名校的直通车。“但到北京后我才发现丈夫已经有了外遇，递到我面前的是一份离婚协议书。”盖晗在努力无果后，同意了离婚，那时凡凡刚在北京上一年级，倔强的盖晗为了女儿能在北京上学，在北京高考，她在北京的一家私人医院当了一名临时护士，一个月能挣4000元，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几乎没有结余。“如果山东的孩子也能像北京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录取优惠的话，四年前我的决定也许就不是这样了。”今年已经40岁的盖晗，尽管化了淡淡的妆，仍依旧掩饰不住四年“陪读”给她留下的沧桑。
外地人借读在山东
只是为了高考时回老家考个高分
和盖晗不同，刘昊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孩子上学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山东是高考大省，山东的孩子考的分数也高，我想让孩子在初中就到山东借读，打好基础，到高中的时候再回北京。”现在刘昊的儿子在北京上小学六年级，明年他就打算让孩子到山东借读，作为京籍家长，在北京放开异地高考政策这件事上他投了反对票，“谁能拍着胸脯保证，放开之后，北京不会涌入大量的‘高考移民’？”在他看来，北京放开异地高考无异于“引狼入室”，教育资源的蛋糕会被越分越小，北京本地居民孩子上学的权益将难以保证。
其实，这些年，来山东借读的考生不下少数，仅在2011级全省高中学生中就有1.5万个省外考生在山东借读，加上义务教育阶段，外省来山东借读的考生数就更多了。王萍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父母在济南做生意，在王萍该上小学的时候，被父母从广东老家接来济南，现在已经上小学六年级的王萍能说一口流利的济南话，虽然年纪不大，但王萍已经知道，当她要上高中时，将会被父母送回广东，在那里读完高中参加高考。“我妈说，老家分数低，好考大学。”王萍还有几个要好的同学也来自外省，他们和王萍一样都是暂时借读在济南，待时“回老家高考”。
今年2月29日，山东率先提出要推行异地高考，并于12月7日正式出台了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细则，虽然在教育界引起了强大反响，甚至被看成是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但对于很多省外家长来说，这个门槛并不是很高的政策对他们的`诱惑力却不大，“山东高考分太高了，而且人数也多，孩子还是回老家考。”来自安徽的孟女士认为，虽然安徽在全国也算是高考大省，但相对山东来说，孩子考大学要比山东孩子容易些。
马上就评
人性可以自私制度必须公平
针对北京等地即将放开异地高考的消息，网络上产生一个新词：异闹，即北京等地的一些家长组织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反对外地籍考生在京就地高考、录取。
资料显示，北京考生考取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概率，高于其他省市考生的几十上百倍。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同样是生活工作在北京，同样要交税、为城市发展作贡献，但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其子女便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造成了大量的“高考候鸟”，这不仅加剧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成本，也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然而我们又很难说北京等地家长们的激烈反对是一种矫情。人性一定是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的，尤其是当这种利益本能在制度层面被长时间内认可的时候，这种人性上的自利性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傲慢与偏见。
放开异地高考，不在于人性的取舍，而在于制度的公平与否。北京家长自认是放开异地高考的受害者，这无须加以道德苛责，但也决不是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参考因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如此，才说明放开异地高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人性可以是自私的，但公共政策必须是公平公正的。因为没有人生活在孤岛。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你的自私不能凌架于他人的权利之上。一个有序的社会，必然有一个对人性进行驯化的过程。或者说，正是因为人性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才需要公共政策来加以纠正和改良。这正是公共政策和决策的最大使命所在。一直以来，异地高考之所以悬而未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反对声太大，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太大，但要知道，正是因为这种畏难心理，加剧了今日的改革成本和阻力。 (此飞)
利益分配不均衡
学生成了高考指挥棒下的“候鸟群”
因为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多且分数线高，山东、河南等省份被称为高考“高地”，而北京、上海等地因高考人数少且分数线低被称为高考“洼地”，每年很多“洼地”考生为了能在高考时考个高分，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初中阶段就开始到“高地”省份借读，但临近高考时他们又会返回“洼地”参加高考，高分加高优惠往往让这些学生成为最大的赢家。而那些“高地”的孩子家长们则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落户“洼地”，以享受更多的高考录取优惠。这些在高考指挥棒下来回“迁徙”的学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高考“候鸟群”。
今年刚考上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强曾经就是一只“候鸟”，他出生在济南，五六年前，他的父母为了能让李强考个好大学，专门在天津买了一套房，将李强的户口迁到了天津。因为李强的父母工作都在济南，为了能让李强在天津高考，他们又专门为李强选了一所寄宿制高中。从高中起，李强便离开济南到天津读书，最终以640多分的高考成绩考上了他理想中的大学，并选了一个理想的专业。其实，在采访中，李强的父母并不愿多谈这段经历，在他们看来“高考移民”在中国是个见不得光的事情。
有人说高考移民背后是“利益”，而异地高考背后是“公平”。当山东、江苏、黑龙江等人口较多的省份相继推出异地高考方案后，北京、上海等热点城市异地高考方案却遭遇难产，其中这些地方最大的顾虑就是异地高考放开可能会导致大量高考移民涌入。
按理说，人口流动最大的省份才是异地高考呼声最强烈的地方，但如果稍加留心便会发现，呼吁异地高考放开最为强烈的人群并不是出现在人口流动最大的省份，而是出现在京沪一带，而北京和上海属于高考“洼地”，因为京沪籍学生享受比其他省市更为优厚的教育资源及录取优惠，而呼吁异地高考放开最为强烈的人群恰恰也出现在京沪一带，有人分析说这些非京沪籍家长呼吁公平获得教育权的背后实际上是“套利”。
从非京籍家长到教育部门前呐喊，到最近发生的上海市民与江西女孩占海特在大沽路“约辩”事件，异地高考背后牵扯的是利益还是公平？答案似乎被淹没在本地家长与外地家长之间的“口水仗”中。
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教育公平，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曾表示，若异地高考真的要实施，首先还是要解决户口问题，取消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差异。如果农村城市户口一视同仁，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异地高考问题，10到20年能解决都是乐观的估计。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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