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创革命:浅谈钟摆的重力与支点论文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转型最大区别在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是古老文明的彻底转型过程。
如果将改革放到自1840 年以来维新图强的历史来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寻求现代化的过程。在经历了上百年的剧烈革命和变革之后，国人发现，激烈的主张和进程未必能迅速改变命运，而渐进改革尽管看上去不那么激烈，但由于它是组成社会的每一个细胞进行的变革，其过程更为稳固和不可逆。
换句话说，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不是一个孤立和短暂的行为，而是中国近代以来求富强和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有力和有效的部分。其受制于改革前后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但从更长时间看，又彻底改变了之前的中国变革模式，让中国从疾风暴雨式的整体转型步入另一种转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转型或改革模式，称之为“微创革命”。之所以叫“微创革命”，一来由于这种变革方式对社会产生的动荡和伤害比较小，“微创”是相对“重创”而言的；二来所产生的效应和带来的'影响却是革命性的、摧枯拉朽的，因此又谓之“革命”。
从此意义上说，遍布社会各个领域的“微创革命”，是驱动当代中国变革的第一动力。在中国，通过民间与政府合作达成改革的进程，这种默契基本形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社会反应，充分反映了这一过程。
“微创革命”一词，我们想借以强调中国改革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细胞—从城市到乡村，从企业到政府，从精英到民众。工业化、信息化、国际化，这三股力量比任何革命力量都更有力，极大地改变了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微创革命”，进一步让市场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过去三十年，在经济改革动力上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民间的发展冲动，二是来自政府的改革冲动。从民间来讲，其诉求是持续的、源源不断的，通过寻找正式制度的漏洞，以创新甚至违法的方式来不断突破原有的限制。从政府来看，地方政府追逐的主要是 GDP，中央政府则是出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困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中，两位学者指出，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通常有着包容性的体制；反之，历史上那些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败于其攫取性的体制。那种攫取性的体制，往往以榨干多数人的利益而为极少数人服务为目的。
基于“微创革命”原理，建立一个柔性而有力的社会体制殊为重要。如果把社会比喻成钟摆，在一个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中，市场是万有引力和惯性力共同作用的重力，政府则无疑是钟摆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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