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域外送达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社会交往活动不断增多，起诉到法院的涉外民事纠纷也呈逐渐增长趋势。只有及时、圆满地解决案件，才能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从而维护国际交往中的正常秩序，促进我国各方面建设的健康发展。但在审判实践中，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却存在着许多困难，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诉讼文书的域外送达。该文围绕如何完善我国域外送达制度，从改进现有送达方式、增加新的送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现予刊发。域外送达〈service abroad〉，是指一国司法机关依据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将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或法域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行为。域外送达在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对许多国家来说，传票和起诉书有效地送达给被告是法院开始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并进行审理活动的前提，否则，法院就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第二，送达有利于防止平行诉讼的产生。平行诉讼是“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现象”。平行诉讼的存在容易导致不同国家法院相互矛盾的判决出现，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与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故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罗迦诺公约对于平行诉讼所规定的解决措施是：首先受理案件的法院享有优先管辖权。而许多国家将文书送达的日期视为受理案件的日期，比如英国。第三，送达对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亦产生影响。在送达不合法的情况下，一国法院的判决往往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罗迦诺公约均规定，如果被告由于未及时收到有关起诉的文件，使他没有充分时间安排辩护，而作出的缺席判决，其他国家得以拒绝承认。
我国目前有关域外送达方面的现行法律只有1991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7种域外送达方式，分别是以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由我国驻外国使、领馆代为送达，向受送达人委托的人送达，向受送达人设在我国的代表机构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上述7种送达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送达现状，无法满足提高司法效率的时代要求。概括起来，域外送达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外交途径或司法协助途径送达程序复杂、费时费力。须事先准备司法文书、案情简介、托请转递委托书、请求书，并将这些文书翻译成外文。对许多法院来说翻译英文勉强可以应付，但没有能力翻译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字。各地法院自己翻译或者请翻译机构翻译司法文书，版本很多，许多翻译不准确。然后，将这些准备好的文书逐级报送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再将文书转给司法部或外交部，由后者将司法文书递交给受送达国中央机关或者我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方中央机关接受文书后，在按照其国内法律规定将文书转递给执行送达的法院。文书送达后，送达证明按同样的路径回到我们手中。这个程序，将费时一至二年，且成功率低，只有30％。例如，厦门丝绸进出口公司诉意大利赛拉斯公司买卖服装合同纠纷一案，我国法院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委托意大利最高法院送达，9个月后才收到意大利方面出具的送达证明。
其二，邮寄送达存在的问题。邮寄送达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允许的送达方式。海牙送达公约第10条第1款也规定，该公约不妨碍通过邮寄途径直接向身在国外的人送交司法文书的自由。另外，由于邮寄送达比较方便、快捷，于是这种送达方式便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常用、最有效的送达方式。但是我们在进行邮寄送达时却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难以查清被告在外国的具体地址和邮政编码；其次，难以查清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的地址和邮政编码；再次，邮寄送达似乎与我国在《海牙送达公约》的保留相矛盾。由于我国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因此，从表面上看邮寄送达有法律依据。但问题是，地方人民法院难以查清具体哪些国家允许邮寄送达，哪些国家不允许邮寄送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送达方法似乎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是《海牙送达公约》的缔约国，在参加该公约时，我国对邮寄送达提出了保留，明确提出：“反对采用第十条所规定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送达。”既然我国不允许别国对我国当事人邮寄送达，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等原则，别国也可以禁止我国法院以邮寄方式向其国内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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