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民愤的界定入手，驳斥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的参考依据，主张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司法的独立性来反对民愤在审判上的介入。
主题词：民愤 刑罚裁量 司法独立性
民愤是个为人熟知的词，常常可以听到类似于“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而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审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愤”而导致了轻罪重判，那么民愤能否作为刑罚裁量的一个考虑情节是一个重要而实在的研究问题。
一、 民愤的界定
民愤是指“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或有罪恶的人的愤恨”。①其实这个概念只具有政治学范畴上的意义。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整体，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和拥护统治的阶层。那么，就一个具体的地区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认定“人民大众”知道了案情并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阶级性的政治定义，即“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②，在这个定义下，犯罪行为侵害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对一名嫌疑对象产生愤恨是荒谬的，更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此可见，民愤如果指人民的愤恨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
假设民愤指直接受害人的个人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就不是义愤而是仇恨，对受害人而言，他们的愤恨情感基于报复的心态。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时，这种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基于这种感情的冲动，他们相要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对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对象的嫌疑性，那么这种愤恨找到的也许并非是罪犯而是作为牺牲品的嫌疑人。其于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愤也就不是民愤了。
最后，法学范畴上的民愤只能是一群数量有限的自然人产生的公愤。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听者知情者为主的民众。基于这个相对合理的界定，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 民愤的渊源及古代作用
民愤是源于古代朴素的“天理”、“天道”思想。《诗经》中有“天生万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性，好是仁德”。③意思是说天生万众，万物皆有其法则，人的秉性常情都是爱好德行的。在这种意义上，“法体现着天理，它来自天理或天道”④犯罪就是“伤天害理”，是“天理难容”的，民众基于对天理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捍卫，于是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犯就产生了义愤。
民愤在古代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法官同时是地方行政长官，它在依据国家律例审判时，又非常重视道德正义感。“仁爱者热衷于帮助他人，正义者则侧重于不损人利己。”⑤因而在审理过程中，刻意追求民意重视民愤，所谓还百姓一个公道。这种天理民愤的道义观对稳定封建次序，维护社会平衡发挥过积极作用。
三、 民愤对司法独立的负面作用
古代断狱尊重民愤，有着历史背景原因：其一，当时的法律体系不很完善，案情复杂性往往会超出法律设定范围；其二，县令是从书生中培养而来，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司法培训；其三，县令的双重身份决定判案的最终目的是百姓的安定，即民愤的平熄。
而现代的司法活动强调其独立性，“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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