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式产业发展理论。后来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学者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用于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日本为东亚产业发展的领头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跟随其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东盟国家及中国在“四小”之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雁行模式形成东亚区域内产业循环和连锁变化的机制，使东亚各国产业不断向更高层次转换，带动各国经济的依次起飞和持续发展。雁行模式基本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产业发展变化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后，雁行模式被打乱，东亚产业出现新发展，主要原因是：
第一，日本产业升级放缓，带动东亚其他国家产业升级的领头雁作用有所削弱。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相对停滞，产生升级步伐缓慢，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与美国差距拉大。以技术贸易为例，1993年，美国出口额达204亿美元，是最大的技术贸易出口国，日本虽然处第二位，出口额却只有39亿美元；而日本的技术贸易进口额为72亿美元，居第一位。日本技术贸易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的产业部门主要是电子机械行业。（注：《走向21世纪的西方大国经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日本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美国，一些领域甚至赶不上其他东亚国家。韩国部分移动通讯技术领先日本。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2001年，日本互联网普及率为37.1%。（注：《2001年日本信息通讯白皮书》。）日本国民互联网利用率相对较低，全国47个都、道、府、县，包括城市在内，利用率没有一个超过50%，最高的东京及周围也只有46.9%，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海道为28.8%。（注：人民网—市场报网络版，2001年7月3日。）目前日本约有70万个家庭有宽带接入，而韩国有500万户，超过其用户总数的30%；1999年底，新加坡的每个教室都通了互联网，而日本计划2003年实现这个目标。（注：《曼谷邮报》，2001年6月20日文章：《为什么日本的信息技术落后》。）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进口东亚国家产品的增长都较20世纪80年代放缓，带动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减弱。日本占东南亚六个主要贸易国家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的进口份额，由1993年的25%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18%，而这六个国家对日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率从1993年的15%降到1998年的11%。1999年，日本只占东盟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4%，落后于欧盟和美国。（注：东盟秘书长2000年10月25日在东京的演讲：《投资东盟要考虑的新因素》。）目前，日本仍没有走出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泥潭，国内经济改革步履维艰，今后两年经济增长前景仍然黯淡。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变化不大，仍是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不力，不良债权、巨额财政赤字等问题深重，加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了日本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前景，从而使日本现有的经济优势难以转化为带动国内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力量，使日本国内产业升级及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和产业的步伐放慢，影响日本继续扮演东亚经济发展领头雁的角色。同时，日本国内自成一体的产业结构难以继续维持，构成日本产业技术基础的部分产业，如机械加工工业的锻造、铸造、冲压等部门，竞争力已经大大削弱，被迫与其他东亚国家进行水平分工，这一趋势加速了雁行模式的改变。
第二，亚洲“四小”产业发展迅速，带动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亚洲“四小”在钢铁、石化、汽车等领域开始与美、日竞争。20世纪90年代，台湾、韩国、新加坡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成效，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韩国的移动通讯技术都具有全球领先水平。同时，“四小”向东盟和中国大量投资，转移部分电子、化工、机械等产业，其投资总额超过日本，部分替代日本的作用，加快了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升级。1990-1995年间，“四小”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377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251亿美元。（注：《中央公论》，1996年11月号渡边利夫文章：《虚妄的中国经济大国论》。）1986-1994年间，日美合计对中国投资只有250亿美元，而“四小”对中国的投资多达2100亿美元。（注：《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6月10日。）
第三，中国产业发展迅速，竞争力不断提高，并表现出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潜力和趋势。中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产业均取得长足进展。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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