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中国绿洲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论文
绿洲是与荒漠相伴生的一种景观类型。它主要是指干旱荒漠中有稳定水源，植物繁茂，生物活跃，具有一定空间规模，且明显高出周边环境的高效生态地理景观区。我国绿洲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乌梢岭—线以西的干旱地区，基本上分为三个区：东部河套平原绿洲区、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和柴达木高原绿洲区。
我国绿洲农业的开发，始于秦代。在绿洲农业开发的过程中，推进作用最大的是屯垦。历代的农业开发，促成了绿洲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过渡，使中国农业区域扩大，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大规模的绿洲农业开发，在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一、历史时期绿洲的农业开发
中国绿洲农业的历史发展，是分区推进逐步在不同地理部位开发的过程，而军屯和民屯是绿洲农业开发的主要方式。屯垦和移民是有组织的、有政治、军事、经济目的的利用黄河流域的农业技术面进行的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内地先进农具及农耕技术的引入，加快了绿洲农业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了社会制度的演进。绿洲农业的开发过程从东到西、再南北地按地理（农业）区域发展，这也显示中国绿洲农业的分区还与历史发展过程有联系的特点。
（一）河套平原绿洲区的农业开发
河套地区主要包括西部的银川平原，称西套；巴彦高勒与乌拉山之间的扇形平原，称后套；乌拉山以东的呼和浩特平原（土默特川），称前套（又称东套）；鄂尔多斯高原又有内套之称。
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占据河套大部分地区，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战国后期，魏、秦、赵先后占据河套地区南部边沿和东套平原地区，设郡置县，驻兵戍边，奏响了农业开发的序曲。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首次大规模开发。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使将军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掠取河南地”。始皇三十六年，“移民至北河、榆中三万家”揭开秦汉移民实边、开垦河套的序幕。但是当时战乱频繁，屯垦规模非常有限，垦区只是点状分布。至汉武帝时，为解决戌军供给问题，于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实边屯田。此后，移民活动连绵不断。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统计，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套地区人口达到170万，超过以后历代的人口数量。移民还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工具和耕作技术，如代田法在这一时期被推广到边郡及居延城。西汉的开垦重点主要在银川平原、内蒙古西山嘴以东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等水土条件较好的地方。
北魏统一河套后，这里的绿洲农业又慢慢得到恢复和发展，屯田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套北部）、五原、固阳塞（包头市西北）及银川平原。
进入唐代，河套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开发。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度，在灵州、宁夏平原等处推行以军士营田为形式的农业开发。唐代的屯田使内蒙黄河与乌加河之间的广袤区域得到深入开发，同时，随着唐徕渠的开挖，西套灌区向北扩大至今银川附近，成为沃野千里的鱼米之乡。但鄂尔多斯高原区农业成分进一步减少，套区农牧业界限愈加明显。
唐以后，后套、东套、内套先后被党项、契丹、蒙古等民族占据，以畜牧业为主，而西套平原的农业却一直发展。元初，为恢复宁夏平原农业，即大规模治理引黄灌溉工程，修复唐徕、汉延等渠道，灌田一万余顷。明朝初期开始大规模在西套移民和屯军，永乐初年就出现了“天下屯田积谷最多”的景象。
进入清代，河套地区迎来了农业开发的第三次高潮，清政府废除军屯，将屯田军士一律转为自耕农，提高了农业开发的效率，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除疏通旧渠外，又修建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三大主干渠道，使原本地广人稀的西套北部也得黄河水灌溉之利。嘉庆年间，西套平原灌地21000顷，宁夏府人口140万。道光年间，鄂尔多斯高原和长城以北的“黑界地”、“白界地”也相继得到全面开垦。
（二）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的农业开发
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主要分布于贺兰山以西，乌梢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包括河西走廊绿洲和新疆绿洲，是我国绿洲的主要发生地区。
1.河西走廊绿洲的农业开发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东起乌梢岭，西迄敦煌县阳关、玉门关故址，南界为祁连山脉，北界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东西长1200公里，南北宽几十至一百余公里，犹如一条长廊，故名河西走廊。
自战国至汉初，河西走廊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均以畜牧业为主。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收复河西。“初置四郡，以迫西域，隔绝南羌、匈奴”，汉武帝开始在河西大举屯田移民。元狩四年（前119年），从朔方郡（今内蒙古伊蒙西北）以西至令居（今永登县西北）修渠开田，常年配有五、六万人屯耕。元鼎六年（前111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用事者争官水利，朔方、西河、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次大规模屯田使河西地区基本上得到开发。
东汉后期，河西走廊又开始遭受匈奴、羌族的侵扰，农业开始衰退。曹魏统一北方后，恢复和发展生产。西晋以后，北方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汉、氐、鲜卑、匈奴等四个民族在这里先后建立了五个独立政权。前凉时“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河西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农业较稳定。十六国时，诸凉之间混战，大批以游牧为主的鲜卑、羌族移居河西，河西又变成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至北魏时，从凉州、张掖等处迁民于内地，河西走廊人口再次减少，农业进一步衰败。
唐代，河西走廊农业再次复兴。大足元年（701），甘州刺使李汉通负责屯田，“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牛羊被野”；就连沙洲（今敦煌一带）也水渠遍布，“五谷皆饶”。据开元年间材料，河西有屯田49万亩，80％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的肃州（今酒泉）只有3.5万亩，玉门为2.5万亩，河西走廊又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富庶之地。
安史之乱后，河西为吐蕃所占，历经五代，河西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畜牧业又上升为主要产业。公元1036年，西夏占据整个走廊，农业经济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元代农业主要集中在绿洲中心。当时海路已经兴盛，河西走廊已逐渐失去它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农业也随之衰落，屯垦仅仅集中于几个主要绿洲之中，其他广大地区仍以畜牧业为主。
明代以后，河西屯田再度复兴。永乐时，嘉峪关以东广招田种，募民垦田，兴修水利，“金城而达嘉峪关，屯田几万顷”。嘉峪关以西地区，由于蒙古等民族不断侵占，农业发展缓慢，仍是农牧兼重。
到了清代，河西地区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人口大幅度增长，土地开垦加速。清代河西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渠道密如蛛网，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灌溉网络，总计渠道约217条，灌溉面积35750余顷。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农业垦殖规模逐步扩大。至嘉庆年间，仅敦煌一地就有耕田12万余亩。
2.新疆绿洲的农业开发
新疆四周高山环绕，天山山脉横亘其间，把新疆分为塔里木和准噶尔南北两大盆地。盆地内部气候干燥，但周围高峻的山峰终年积雪，冰雪融水汇集成一系列河流，为发展农业提供了灌溉水源。
汉以前，北疆地区是乌孙各部落的`聚居之地，这些部落“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基本上过着游牧生活。而南疆各地“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农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汉朝统一新疆后，设西域都护府，西域第一次得到大规模开发。汉初，在塔里木河中游的渠犁（今库尔勒西南）、轮台一带进行屯田，后来逐步扩展到伊循（今若羌、米兰附近）、交河城（吐鲁番北）、柳中城（鄯善鲁克沁）、金满城（吉木萨尔北）、姑墨（阿克苏）、伊吾卢（哈密）等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民族混战，新疆地区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隋朝统一西域后，“于西域之地西海、鄯善（今若羌）、且末等，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为唐代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
唐朝开始在西域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屯田。贞观二十二年（626）设安西四镇后，“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屯田以糗粮，牧使以挽牛马”。开元时出现“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的兴旺景象。除了南疆地区屯垦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外，屯垦重心已经开始向天山以北地区转移，以庭州为中心，开辟了伊吾（今哈密附近）、轮台（今乌鲁木齐南郊）、清海（今石河子附近）、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等垦区，但当地的牧业比重还是很大。
两宋时期，新疆地区屯垦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元朝统治西域后，主要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阿里麻里（今霍城）、和阗、曲先（今库车）、高昌等地进行军屯。元朝在新疆屯田只有20年，而且是在战乱中进行，收效不大。明代西域地区在蒙古部落控制下，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中。天山以南地区因战乱较少，农业仍比较发达，天山以北地区基本上回复到游牧状态。
清朝统一西域后开始大举屯田，屯田重心转移至北疆。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哈密试行兵屯后，南路推及鄯善托克逊、哈嗽和卓吐鲁番东、喀嗽河尔、乌什、阿克苏等地，北路推及巴里坤、乌鲁木齐、玛纳斯、乌苏、精河、塔城、伊犁等地。屯垦初期以兵屯和犯屯为主，乾隆二十六年起，大力提倡户屯。由兵屯向户屯的转变，促成了北疆新兴农区的建立和巩固，至乾嘉之交北疆耕地面积达100多万亩，改变了以往“北牧南农”的传统经济格局。据《新疆图志·沟洫志》载，至光绪年间，全疆有灌溉干渠944条，支渠2332条，灌溉面积1120万亩，规模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
（三）柴达木盆地绿洲的农业开发
柴达木盆地内气候寒冷，风沙多，土地粗贫，多盐渍，农业开发受到限制。西晋前西羌人活动于此，七世纪四十年代吐蕃进入青海，皆以游牧为生。盛唐时盆地是丝绸之路的南道经过地区，由此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十六世纪前盆地内还无长住居民，直到十八世纪，清朝雍五年，清军迫使内地汉民迁入，盆地才开始有种植业，但发展很缓慢、落后。吐蕃后裔藏族于十九世纪后期再度进入盆地，二十世纪初哈萨克族迁入盆地，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1929年，甘肃大旱，部分汉族迁移到海西地区开荒，促进了盆地东部农业的发展。主要绿洲分布于盆地东缘和南缘，面积较小。
1949建国后，盆地农业才得到迅速发展，绿洲得以扩大，柴达木盆地以德令哈至格尔木为界限，分成东部和西部，东部河流较多，又是绿洲细土，土壤盐渍化不重，耕地、林地、优质草场多分布于此，解放后在乌兰、都兰、香日德、诺木洪、德令哈、塞什克、格尔木等绿洲都建立了农场，发展绿洲农业。
二、农业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动因分析
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对人类有更大经济价值的新的生态平衡的历史。绿洲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正反两方面的，既有使生态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正向演替，也有使生态环境恶化的逆向演替，
（一）生态环境的正向演替及其动因分析
1.扩大和稳定了绿洲
人类对土地开发最重要的积极影响就是增加耕地、扩大灌溉面积，绿洲的扩大是人类对荒漠生态系统的优化。我国绿洲自古为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居住，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西汉开始大规模开发以来，绿洲面积不断扩大，农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河套平原绿洲自古水草丰美，以畜牧业为主，经汉唐两代大规模开垦，到明万历十四年屯田数已达18825余顷，永乐初年就出现了“天下屯田积谷最多”的景象。经过清代开发，至嘉庆年间，仅西套平原灌地达21000顷，宁夏府人口140万。
2.改善了小气候
随绿洲农业的扩大，灌溉水面扩大，植被蒸腾加强，增加了绿洲的相对湿度、降低了地表温度、改变了荒漠的水热条件，创造了绿洲内新的水热平衡。由于植被茂密和地面较湿润，降低了地表的反射率、增加了对辐射的吸收，绿洲内温差变小。
3.改善了土壤性能，降低了盐分含量
绿洲内新开垦土地大都有不同程度的盐溃化，通过开沟排水、种稻洗盐、合理轮作等方法，使土壤盐分含量降低。同时，通过翻耕、增施有机肥、种苜蓿等，提高了土壤肥力，改善了土壤性能。我国早在两汉时期就已认识到排水对防治盐碱土的作用，随着唐徕渠的建成，排、灌、洗、淤一整套改土措施得以综合利用，使原来湖沼密布、重度盐碱化的银川北部平原变成了兴旺的农耕区。
4.增加了环境的人口承载能力
我国历代对绿洲的屯垦移民，使绿洲人口大量增加。秦对河套的开垦仅十数年，所迁人口，包括戍军在内，总数不过几十万，而据粱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套地区人口数量达到170万。由于农业的发展，绿洲农耕面积不断扩大，即使在不长时间内增加了这么多人口，绿洲也足以支持。
（二）生态环境的逆向演替及其动因分析
1.沙漠面积增大
绿洲沙漠化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人为因素的影响更大，这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农业开发状况、水源利用等情况密切相关。
因干旱、风沙导致的沙漠化。古绿洲多位于河流下游，水资源状况较差，加之与周围沙漠、戈壁相间分布，处于风沙前沿，干旱、风蚀强烈。而人工开发导致固沙植被破坏，使地表裸露，在强劲的风蚀、风积作用下，最终演变成沙漠。这样的事例在我国绿洲农业开发过程中屡见不鲜。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对绿洲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朝代，河西走廊石羊河流域下游在汉初开发的民勤绿洲，由于上游武威绿洲大面积开垦，河水被拦截灌溉，导致处于下游尾闾地段的民勤缺水，汉代后期就使西沙窝北部三角城周围及其西部的沙井柳湖墩、黄蒿井、黄土槽一带荒芜，出现沙漠化过程。
因次生盐碱化导致的沙漠化。我国绿洲气候干旱，蒸发强烈，如用水不当极易发生次生盐渍化，历代因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形式和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以及因全面开发使古代就创立的“干排水”法难以实施，使不少绿洲因次生盐渍化严重而被迫放弃。
政治军事动荡也是造成沙漠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绿洲历来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争夺的焦点，历史上该区战乱频繁，农业开发时兴时断，许多被开垦的土地被抛荒，在干旱、风蚀的作用下，逐渐沙漠化。河西走廊的马营河、摆浪河下游沙漠化即发生于唐安史之乱以后，古居廷绿洲三角洲中上部地区沙漠化也始于唐中期，盛于14世纪以后。
2.土壤次生盐渍化加剧
水资源利用不当，引起地下水位上升，是造成次生盐渍化的根本原因。历史时期，由于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原因，灌溉工程差，未经衬砌的渠系渗漏严重。灌溉用水既无控制工程，又缺乏科学管理体系，到处跑水，大水漫灌，加之重灌轻排，淤积阻塞，排水不畅，使地下水位上升，土壤次生盐渍化加重，部分田地不得不被迫弃耕；此外，土地利用不合理也是引起次生盐渍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大面积开垦，土地不平整，使灌溉不均匀，造成低处积水、高处积盐，形成盐斑，土地逐渐盐渍化；土地只用不养，施肥不足，苜蓿、豆类等养地作物比例很小，不能合理轮作倒茬等，也是引起次生盐渍化的因素。
3.森林草地面积减少
经历代不断开发，绿洲人口压力增加，开始开发山地草原，不合理的毁林毁草开荒及过渡放牧，使森林草原面积减少。西汉时赵充国率军在祁连山南麓屯田，“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冰”，可见对森林植被破坏之大。明清时，祁连山区又一次被开发，“南北山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课”，造成山地资源相继大面积被毁。祁连山东麓原有“黑松林山”，到乾隆时“昔多松，今无，田半”，至嘉庆时“绝少草木，令人闷绝”。
4.河流变短，湖泊萎缩
绿洲分布于河流两岸，为典型的灌溉农业。不合理的农业开发引发的水资源盲目开发和滥用，引起河流萎缩、下游绿洲蜕化。塔里木流域下游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国，西汉时大规模屯田，遍地开荒。上游的渠犁、轮台等地大量开垦，使下游水量减少，到西晋时，水源已感明显不足，来水减少、时间推迟，不得不修建“大涿池”蓄水，但还是不能保证灌溉需要，粮食减产，不能自给，最终被废弃。自唐宋以后，鄂尔多斯原始森林不断被毁，人工造林成就甚微，水源涵养能力降低，河水流量减少，伊克昭盟城川草滩地区自古存在一个湖泊，即《水经注》所载红柳河口之屠延择，在隋唐时称长泽，至清同治二年，该湖已成为无排水通道、与无定河没有联系的内湖，近代则缩成沙那卓尔等一群小湖。
三、结语
绿洲的开发程度与政权控制能力及组织能力密切相关。国力鼎盛，疆土面积大，民族关系缓和，才有雄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并得到军事、政治上的保证。然而，历史时期该区战乱频繁，农业生产缺乏长期安定的环境，农业开发时断时续，表现出不连续性。
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强盛是绿洲开发的先决条件，战乱、不合理的开垦、利用以及对森林的滥伐和过渡放牧是造成绿洲沙漠化扩大的主要原因，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叠加导致了绿洲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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