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理性
本演讲最初用英文发表在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Sterling M. McMurrin 编，第二卷（Raymond Aron，Brian Barry，Jonathan Bennett，Robert Coles，George T. Stigler, Wallace Stegner and Michel Foucault），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nd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1。法文版于1986年秋面世，载Le Débat。一
我知道，“政治与理性”这样的题目听上去有点自命不凡。但是，它自命不凡的原因正是它自命不凡的籍口。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政治结构中理性的作用或理性的匮乏。因此，我再一次捡起这个庞大的话题就显得极不恰当。然而，这么多先前的尝试也是一个保证，它保证任何新的冒险比先前的也差不到哪儿去，而且不管怎样大约也和以前的一样幸运。
在这样一个旗号下，我的困窘之处在于我只能提供一个梗概和不能完成的草图。哲学很早以前就不再致力于弥补科学理性的无能，哲学也不想再完成它的宏伟大厦了。
启蒙的任务之一是大大扩展理性本身的政治权力。但是十九世纪的人们很快就开始疑惑，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是不是已变得过于强大。他们开始担心，在一个倾向理性化的社会和针对个人及其自由权利、种族及其延续的某些威胁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们搞不清是不是存在这种关系。
换句话说，自康德以降，哲学的作用就是防止理性越出经验给定物的界限；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即从现代国家、从对社会的政治管理发展之日起――哲学的任务也同时是对政治理性的过度权力保持警觉，这样一种未来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希望。
这种平凡的事实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平凡并不意味着这些事实不存在。对平凡的事实，我们要发现――或者竭力去发现――什么特别的、或者原初的问题跟这些事实联系在一起。
理性化和政治权力的过度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我们无需等到出现了科层制和集中营才认识到存在这种关系。但问题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要“审判”理性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么干更劳而无功的了。第一，这一领域和有罪或无罪无关。第二，把“理性”当作无理性（non-reason）的对立面毫无意义。第三，这样一种审判会使我们掉进一个陷阱：扮演理性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武断且乏味的角色。
我们要考察这种现代文化所特有的、源自启蒙的理性主义吗？我想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的做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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