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众所周知，深入地探究理性的内涵乃是我们永恒的任务，因为理性是我们自我理解的前提，而自我理解又是自我存在的依据。因此对于人类（尤其是西方人）来说韦伯问题既是他所处时代的问题，也恐怕是所有时代都会遇上且必须回答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要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在西方理性主义之内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形成，解释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这是由于所有关于特殊形式的地方显然都是涉及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而理性会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文化范围内出现。并且由于理性的不同形式，韦伯总是一再地回忆起，“理性主义”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诸如技术化意义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方法论生活指导的合理性等等，颇为复杂，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论述理性之为何物。而对理性的探讨或定位最终导致了当今时代思想的复兴。一、传统理性观念
在传统的观念中，“理性”主要指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古希腊语相应的词汇为nous （来自动词noein，意为“思维”、“思想”）和logos（来自动词legein，意为“计算”、“思想”和“理性”），都有“认识”的含意。后来的拉丁语以及由此生发下去的ratio，就更直接是（理性）“认识”的别样表达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就是“理性的认识”。
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中，自我的内在一致和由此而来的“自我理解”、“自我对话”是最为基础的和最为核心的，而这种自我理解就是理性的结果，尤其是理性作为一种统一性认识的结果，因此理性的认识能力虽遭到了现代语言论、浪漫主义诗学理论、后哲学文化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围追堵截，但它对统一性的认识上的追求依然是坚持不懈的。人类对自然和对自我的不断翻新理解之迫切要求促使我们不断产生知识的统一，这就是理性在“认识”这个初始环节的奠基性意义，其余科学、艺术、哲学以及实践活动等方才可以可能。在我们的生存之中，科学所提供给我们以测度通向世界的每一途径和世界的各个范围的每一种事物，都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我们哲学思想传统的遗产，也同样重要地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虽然这种遗产没有一项可以看成是无庸置疑的和超越的，但我们都不能任其不受注意地消亡。理性对统一性的迫切需要在要求我们这样做，而且会永远要求我们这样做。
如果我们需要把世界统一起来，那么首先就需要把我们的认识统一起来，由于世界本来就是统一的，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必定就是统一的了，理性在认识方面的统一性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统一不是那种被解构主义猛烈攻击过的那种以暴力为手段的文化大帝国，雅斯贝斯说：“理性追求统一，但它并不是单纯地为统一而追求随便哪种统一，而是追求一切真理全在其中的那个统一。这个统一是仿佛从无限辽远的地方由理性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仿佛是消除一切分裂的一股牵引力。”“理性是这样的东西，它首先照亮各种各样的大全，然后防止它们的孤立，并且最后争取一切样态的大全的合而为一。”[1]理性之为认识，因此不是简单的认识，而是有如古代所谓gnosis（灵知）这样的“神性光照中的洞见”，是一种“大全”意义上的认识，因此理性的这种本质属性无论如何总是恒常的，不可颠覆的。理性，首先就意味着认识。当然，由于狭义的理性在近代认识论哲学中已经异化为“仆从和警察”，那么“理性应当终止其孤立的存在，应当与完整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个时候高层次的理性认识才有可能。”[2]
总体而言，理性信念包括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只接受建立在经过彻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证据和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第二个原则是：现实是可知的，因为它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说是可理解的结构；第三个原则是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而第四个原则则涉及到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南合理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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