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卫诗三分的时间
即认为“邶”“ｙōｎｇ＠①”、“卫”三字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国风类名《邶ｙōｎｇ＠①卫》，是孔子当年所定旧例，汉儒分为《邶》、《ｙōｎｇ＠①》、《卫》三个国风，是错误的。其实，《诗》三百篇的编辑在孔子之前，类名早已定好了，与孔子无关。顾氏接下去又云：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邶ｙōｎｇ＠①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此诗今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卫》，是知累言之则曰《邶ｙōｎｇ＠①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
是又举襄公二十九年与三十一年《左传》有关记载推证其说。这就是说，自顾氏之说出，卫诗三分的时间便成了问题。尔后，陈祖范、黄中松、马瑞辰、陈奂等均承用顾氏说，其中马瑞辰进一步加以确论，并作了印证。其《毛诗传笺通释》卷四云：
至毛公，以此诗之简独多，始分《邶》、《ｙōｎｇ＠①》、《卫》为三。故《汉志》《鲁》、《齐》、《韩》诗皆二十八卷，惟《毛诗故训传》分《邶》、《ｙōｎｇ＠①》、《卫》为三卷，始为三十卷耳。
即谓卫诗三分始于《毛诗》，并引《汉书·艺文志》所载卷数相印证。
今人解《诗》，关于卫诗三分的时间，大都遵用顾、马二氏之说。如有人谓：“今本《诗经》，《邶》十九篇，《ｙōｎｇ＠①》十篇，《卫》十篇，是汉人随意分的。”（注：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或谓：“马瑞辰、朱右曾诸家皆以为古邶ｙōｎｇ＠①卫乃一篇，后人分而为三，其说殆是。”（注：屈万里·诗经诠释[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甚或谓：“三家诗也以邶、ｙōｎｇ＠①、卫为一卷。只有毛诗才把它分为三卷。现在仍旧将它们合在一起。”（注：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当然，也有人反对顾氏的新说，维护传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清人胡承珙，其《毛诗后笺》卷三云：
邶、ｙōｎｇ＠①、卫同风，故编诗以类相次而入乐亦以部相从，必非累言、单言之谓。即如《左传》为之歌《周南》、《召南》，亦合言之，岂可谓不分某篇为《周》、某篇为《召》乎？北宫文子以《邶》为《卫》，则由三国皆系卫诗，正如《序》于每篇皆言卫耳。
即分别采用本证法和他证法，对顾氏为了证成其说而引用的《左传》中两条证据作了有力的辩驳，否定了顾氏的新说，认为卫诗三分起于周代编《诗》之初，并不是汉儒误分，当然也不是毛公所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自清代至今，胡氏的辩驳并未能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和认可。
我们认为，胡氏的辩驳是有道理的，顾氏及马氏的说法不可从。第一，从季札观乐时所展现的《诗》的类名及次第看，倘邶、ｙōｎｇ＠①、卫之诗不分为三类的话，像诸国之诗一样，只用一个“卫”字分类就够了，完全用不着加上“邶ｙōｎｇ＠①”二字称为《邶ｙōｎｇ＠①卫》。既然加上了，就说明《诗》三百篇原本中分为《邶》、《ｙōｎｇ＠①》、《卫》三类，而不是一类。正像胡氏所驳，《左传》上文也是“歌《周南》、《召南》”合称，不意味着二《南》之诗无分类。同样，其下文“歌《邶》、《ｙōｎｇ＠①》、《卫》”合称，也不意味着卫诗无分类。“殷商”、“荆楚”固然可以连称，但《史记·殷本纪》并不称为“殷商本纪”，《楚世家》也不称为“荆楚世家”，说明还是有别的，不能两相比例。因此不能以“殷商”、“荆楚”二语可连称，便证成《邶》、《ｙōｎｇ＠①》、《卫》三类诗为《邶ｙōｎｇ＠①卫》一类诗。
第二，卫诗三分必有原因在，只是由于历世久远，载籍多缺，不大容易弄清楚而已。故自汉至明，历代硕学通儒都相继探讨其所以三分的原因和依据，并没有简单地认为是一类诗，轻轻地以“累言”、“专言”二语交代完事。至于此三类诗古籍中往往只称“卫诗”，并不难理解。古人行文尚简，故除不得已之外，一般多称“卫诗”，但只称“卫诗”与分称《邶》、《ｙōｎｇ＠①》、《卫》时的《卫》诗，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前者是泛指，后者是确指；前者范围广，后者范围狭；前者有似于以“汉人”区别于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之类而概指中国人，后者有似于以“汉人”区别于回族人、满族人、藏族人等而专指汉族人。因此，同一《左传》，《襄·二十九年》之文全举《邶》、《ｙōｎｇ＠①》、《卫》三类诗之名，《襄·三十一年》之文却只举“卫诗”，前者为全称，后者为简称，并不意味着卫诗的分类上有什么问题。同样，《毛诗》中《邶》、《ｙō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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