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拿大文学中的“多元文化”、“守备心理”和“求生主题”
论加拿大文学中的“多元文化”、“守备心理”和“求生主题”
耿力平
摘要:加拿大文学(主要是英语)是充满生命力的新兴文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尤其引人注目,逐渐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多年来,在加拿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形成了三个有一定普遍性的观点,即“多元文化”、“守备心理”、和“求生主题”。澄清这些观点的来龙去脉,并对其实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判,指出其合理与不合理的部分,对于还原加拿大文学的本来风貌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加拿大文学;“守备心理”;“求生主题”;“多元文化”
一
加拿大文学是充满生命力的新兴文学,近半个世纪以来蓬勃发展,逐渐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加拿大是双语国家,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法语,其文学自然包括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不过,由于人口母语比例的关系(英语为母语的人口与法语为母语的人口之间的比例大于四比一)①,从事英语文学创作的加拿大作家远远超过从事法语文学创作的加拿大作家,而英语读者的数量也远远超过法语读者。更重要的是,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成就和影响力也是加拿大法语文学所难以比拟的。虽然本文下面所要评论的几个概括性的观点基于加拿大英语和法语文学,但笔者将主要用英语文学的示例进行分析讨论。
若要了解加拿大文学或者加拿大这个国家,有三个概念不得不知:一是“守备心理”(garrison mentali-ty),二是“求生主题”(survival thesis),三是“多元文化”(culturalmosaic)。“守备心理”是世界著名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大师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提出的,出现在卡尔·弗·克林克1965年主编的《加拿大文学史》一书的最后。在这篇“结论”文章中,弗莱刻意分析了加拿大人的文学心理:孤零零地散布在荒原的小小社区,被客观的和心理的“边疆”所围困,不仅彼此远离,而且脱离社区成员所熟悉的英美文化的源流。这些社区为其成员设定所有的明确的人生价值标准,居民们不得不充分尊重这些赖以生存的法律和秩序,团结在一起应对居民点外面无垠的、无意识的、充满威胁而难以应对的恶劣的客观环境。生活在这种情形下的社区居民必定会产生我们权且称之为“守备心理”的思想。②收稿日期: 2010 06 18基金项目:加拿大政府国际学术交流基金项目“加拿大文学与文化”(项目号PRE-A804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耿力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加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多伦多大学文学博士(北京100089)。
① 根据加拿大政府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06年),母语为法语的加拿大人占总人口数的22% (详见http: //www12. statcan. ca/census-recensement/2006 /as-sa/97-555 /p1-eng. cfm)。
② Northrop Frye,“The Conclusion”toLiteraryHistory ofCanada: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gen. ed.CarlF. Klinck, Toronto: Uni-versity ofToronto Press, 1965, p.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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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对早期加拿大人(当然加拿大原住民才是最早居住在那里的人)所作的分析,言简意赅,描绘了19世纪乃至18世纪中叶来自欧洲的移民(今天我们称之为加拿大人)的生活和思维特征。当时讲英语的加拿大居民,主要是美国独立战争后,不屑或不敢同战争的胜利者共同生活的英裔保皇党人。这些人多尊重传统,认可法制社会,不主张把分歧诉诸于武力。他们的信念和价值观至今仍可从当今加拿大人的谨慎、公平、独立的民族特性中略见一斑。“求生主题”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在1972年出版的《生存》一书中提出的`。在这本书中,阿特伍德通过对加拿大文学作品(既有英语也有法语)的主题分析,提出了影响力极大的“求生与牺牲品”的断言:每个国家或文化的核心都有一个独特的富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象征……加拿大最主要的象征毫无疑问的是生存———这是根据加拿大英语和法语文学中的大量例子得出的结论。①值得指出的是,阿特伍德这本书首版的封面设计别具匠心,血红的书名和白色的作者名被大面积的黑幽幽的背景色衬托着,恰当地渲染了她所认定的加拿大人的忧郁、痛苦之情。与“生存”概念紧密相关的是“受害”(Victmi )理念;在论述这个理念时,阿特伍德自问自答:加拿大人甘于认输的心理准备,是否同美国人决心获胜的意念同样强烈、同样令人折服?……假如可以在象征物所代表的正反两重性之间做出选择———大海可以是给予生命的母亲,也可以是沉船害命的祸首;大树可以代表成长,也会砸到你的头上———加拿大人十有八九会认同消极的负面。②阿特伍德解释道:假如加拿大是个受害群体,那么她应当关心自己受害的方式。这些方式就像芭蕾舞中的基本动作或钢琴键上的音符一样。当然,以这些基本受害形式为基础,可以变化出更多的其他受害形式。③她接着列出四种适用于国家、少数民族及个人的“受害式”(“Victmi Positions”),比如“第一受害式”,其表现是“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④。
至于“多元文化”,我们可以从当代加拿大几届政府的相关政策中窥探一二。同建国初期的政府相比,后来的加拿大政府愈来愈重视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 1988年更是通过制定“加拿大多元文化法”(Cana-dianMulticulturalism Act)将“多元文化”定为基本国策之一。加拿大政府内就设有“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Ministry of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Multiculturalism),现任部长是贾森·肯尼(Jason Kenney)先生。
加拿大所恪守的政治方针与美国的“熔炉”政策和英国的单一化种族政策有着鲜明的不同。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加拿大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二是加拿大政府的开明性和加拿大人民的包容性一直在增强。后者的原因更为重要。“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明确地阐明政府对于新老不同种族的国民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并且鼓励不同民族的社区成员通过竞争机制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建设,并以此融入加拿大社会。这些正是加拿大文学中多元化内涵赖以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
加拿大文学,不论是在1867年建国前后的19世纪,还是在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20世纪,乃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真的可以用“多元文化”、“守备心理”、和“求生主题”来概括吗?纵观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以上介绍的三种特征确实显现于大量的加拿大文学作品之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助加拿大国内外的读者认识这个国家的文学与文化特征的。但是,我们需要对它们加以甄别,肯定其符合实际的理论判断,质疑其不符合实际的、牵强的主观臆断。下面分别谈谈笔者对这三个理论判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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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MargaretAtwood,Survival: AThematic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 House ofAnans,i 1972, p. 31-32.
MargaretAtwood,Survival: AThematic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p. 35.
MargaretAtwood,Survival: AThematic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p. 36.
MargaretAtwood,Survival: AThematic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p. 36.
1.“多元文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每年需要接纳25万左右新移民才能弥补过低的人口出生率造成的劳动力潜在不足),所以“多元文化”可以说是她的属性。此外,随着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量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南亚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移民的到来,随着这些移民中以及他们的后代中优秀小说家和诗人的不断涌现,加拿大文学的“多元化性质”已是不争的事实。多伦多大学教授琳达·哈奇森曾在她的著作《加拿大后现代》中画龙点睛地总结了这种加拿大特色:“事实上,我们加拿大人对任何集中统一的企图,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政治或文化层面,都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①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加拿大不断出现颇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甚至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和批评界的认可,出现在大学的加拿大文学课书单中。如印度裔作家布拉蒂·穆克迪(BharatiMukherjee)和丈夫克拉克·布莱兹(Clark Blaise)共同创作并于1977年发表的《加尔各答的日日夜夜》,是一部讲述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纪实性小说,其中身为西方人的丈夫写了第一部分,印度裔的妻子写了第二部分。又如日裔作家乔伊·小川(JoyKogawa)1981年出版的纪实性小说《姨娘》,讲述了二次大战爆发后,加拿大政府强迫所有的旅加日侨离家到偏远地区集中居住,并对其进行审查和监视,使日本侨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身心痛苦。再如另一位印度裔作家罗辛顿·梅斯蒂(RohintonMistry)1987年发表的小说《来自弗罗兹巴的故事》,虽然由11个短篇故事组成,但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孟买的一幢居民楼中,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巧妙的叙述方式把原本分散的故事凝聚在一起。在这一时期的加拿大文学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有一定影响的华裔作家的作品。如李思嘉(Sky Lee)1990年发表的《残月楼》,丹尼丝·钟(Denise Chong)1994年发表的《侍妾的孩子们》,崔维新(Wayson Choy)1995年发表的《玉牡丹》等。值得注意的是,李思嘉和崔维新都是第二代华裔加拿大人,而丹尼丝·钟则是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和他们各自家族的历史的了解来自于资料和家史,他们自己并未亲身在中国长期生活过(只是做过短期访问),所以他们的故事,引人之处多在于异族不同的文化和特别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新奇性。比如崔维新的创作素材来自他生长的温哥华市唐人街以及20世纪上半叶居住在那里的华人移民的生活;李思嘉的小说讲的是住在温哥华唐人街的一家四代经营“残月楼”饭庄的故事,其中涉及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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