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问”之演变-兼与“问”之宾语演变探析的作者商榷

古汉语“问”之演变-兼与“问”之宾语演变探析的作者商榷

古汉语“问”之演变——兼与《“问”之宾语演变探析》的作者商榷

杨凤仙（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昌平102249）

[摘要]常用词“问”的询问义位，古今基本不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组合关系有所不同：1）“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已经产生，且在口语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书面语中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2）由上古前期的介词引进非代词充当的关系对象逐渐演变到上古后期基本无需介词引进.

[关键词]常用词；义位；组合关系；关系对象；介词

[中图分类号]H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9)04-0087-05

古汉语中“问”是个多义词，其常见义位是“询问、咨询”，即请人回答自己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道理，或者向人征求处理某事的意见、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虽然此义位从古到今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组合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所变化的。我们主要以上古文献为依据，考察“问”的组合关系的变化情况.

从语义结构看，“问”属于三目谓词，它在句中可以带有三个基本项：施事（问者）；受事（问的内容）；关系对象（问的对象，即需要回答的人）,分别用R、N、G来代表。从语义上，RNG三者都是必有项，但是在实际句法结构中，是很复杂的。有时三者都出现，有时只出现两个或一个，不出现的项往往是隐含的，通过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是可以知道的。这三个基本项的历时变化情况也不一样：R是由人充当的施事主语，古今没有变化；N相对来说复杂一点；G的相关结构形式变化最复杂.

先谈N。N是问的内容，很广泛。N有的是词或短语，有的是句子。N为句子时，“问”后或出现“曰”，或不出现“曰”，即“问曰+N”、“问+N”。这两种方式在上古并存，下面是几部典籍“问曰”和“问”带引语的用例统计。①可以看出“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尤其口语中应用较广泛（如《论语》和《张家山汉简》中“问+N”较多，因二者口语多见），但是书面语中用之寥寥，到战国晚期甚至到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因此我们认为，“问”引导直接引语的用法是口语影响书面语所致。中古以后直接用“问”引导的比例大增。尽管汉代口语中已经少用“曰”，而直接用“问”了，但是在书面语中，直到近代汉语“问+引语”才成为引导直接引语的主要方式.

关系对象G的情况要复杂些，一般说，出现关系对象的“问”句结构类型主要有：①S1，问于G，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论语?颜渊）S2，问G（N），如：“妾怪之，问孔成子。”（史记?卫康叔世家）S3，问于G曰N,如：“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论语?颜渊）S4，问G（曰）N,如：“吴使使问仲尼：“…”（史记?孔子世家）S5，问N于G，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论语?述而）S6，问NG（N是代词），即问之G，如：“问之伶州鸠。”（国语?周语下）实际上，主要也就是S1、S2、S5、S6三种样式，因为S3和S4是S1和S2的变化形式，因为内容N是否出现是根据表达需要而定的。据观察，这三种样式的变化情况如下：总的来说，S1是逐渐向S2演变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上古前期，以介词引出关系对象为主.

仅以《论语》为例，如：“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太宰问于子贡曰/哀公问于有若曰”等.

到上古后期变成了“问”直接带关系对象为主。几部上古典籍“问”（义位询问、咨询）的使用情况见下表：②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早在《左传》和《论语》中就已经出现了“问+关系对象”的结构，但是细一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关系对象都是代词“之”充当，没有出现名词作关系对象的用例。《论语》中出现的两例为：(1)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论语?宪问）此“之”是指代后文出现的孔子。类似用法虽然不多，但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是存在的，如：“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2)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这里，“问”的关系对象是前文的“夫子”，所以第二次提到时用代词代替.

《左传》“问之”结构形式出现了18次，只有11次“之”是间接宾语。有时候，“之”是代人还是代事，很难判断，我们根据李佐丰先生的方法，即“如果所问的问题在前文已经有所说明，那么‘问’就只带间接宾语。这个间接宾语可以用有生名词或‘之’来充当。”[1][p292]如：(3)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4，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左传?襄公四年）(4)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甯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4。（左传?文公五年）(5)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4，对曰：“君夫人氏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6)孔氏之老栾甯问之4，称姻妾以告。（左传?哀公十五）(7)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4，对曰：“…”（左传?庄公十四年）(8)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4，对曰：“不知所贺。”（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例(3)在《国语》中记载此事的时候，“问之”作“问焉”，正说明《左传》中的“之”是代人，而不是代事，问穆叔为什么这样。以上这些用例中“问之”中的“之”都是代词，“问”的内容在前面已经出现.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询问义动词“问”，当关系对象G是由人名（或起人的作用的名词）来充当，一般用介词引导G；但是当关系对象是代词“之”时，它就可直接置于动词“问”之后了，我们在文献中没有见到过代词“之”作“问”的关系对象还需要介词引导的情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上古前期S1和S2并存。关系对象是由代词“之”还是由名词充当决定着介词的是否出现，这一点汉语和英语有共同性，如：buy a book for my father=buy him a book，一般来说代词常常紧跟在动词之后的..

《国语》中不需要介引的名词关系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共出现了5例）。《国语》在《论语》之后，据《史记》所载，左丘明在20岁左右的时候，会见过年老的孔子，而在他编《国语》时已差不多70岁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国语》要晚于《论语》几十年，所以语言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也是自然的现象.

战国、两汉时期，“问”的关系对象绝大多数已经不用介词引出了，《左传?僖公四年》的“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到《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变成了“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不同作品的特征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淮南子》的情况就是两两相当，而《史记》不再使用介词引导关系对象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其中“介引”的18例，或是引用前代文献，或是叙述前代旧事，是传统习惯用法的延续.

总的来说，介词的这种介引功能到中古就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了。《世说新语》中“问G”为96例、“问于G”为3例（“文帝问其人于钟会”、“问诸僚佐曰”、“谢太傅问诸子侄”），后2例中的“诸”可能已经产生了代词“之”的功能，前1例是S5式，即当非代词的内容和关系对象共现时，仍然延续上古的结构方式.

那么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这种演变跟整个汉语史的变化有关，部分介词（如“于”）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减，“问”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个总趋势的影响。[2]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某个部分变化，常常和别的部分相关联。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一个词经常同某些词语结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的内容压缩到该词的意义之中”，“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词位意义的一部分。”[3][p613]也可以说，这是语言的经济原则在起作用.

“问+介+G”这种结构的频繁使用，出现在这一结构中的介词常常又是介词“于”，所以导致“于”的功能压缩到“问”之中了，即“问于”=“问”了。这样我们才能理解S1的结构变化。两个词的用法变成了一个词的用法，确能体现语言的经济原则。S5式上古变化如何呢？“问+内容+于+对象”中，如果问的内容N是名词，这种结构形式一直延续到中古甚至更晚；如果问的内容N是代词“之”，“问N于G”就变成了“问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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