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所城市弱势幼儿园的调查分析
城市弱势幼儿园是指那些以招收城市平民阶层子女为主，政府不给予办园经费补贴，教育行政管理指导和评价标准与省市机关、教办幼儿园无差别，幼儿园权利时有被非教育因素干扰而难以保障的幼儿园。本文选取四川成都公交幼儿园(企业办)和东光幼儿园(民办)为典型，试图反映城市弱势幼儿园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尴尬的身份]
成都公交幼儿园属于企业办园，在金来源、教师收入等均由成都公共交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下级单位一公司负责。成都市锦江区教委对公交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进行管理。管理体制的双重性造成了教师身份的双重性：既是企业职工又是幼儿教师。身份的双重性使教师在提高自身水平(如进修、外培)方面多了一重限制，也导致待遇(如职称、休假)以及工资收入有所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企业改革中，成都公交公司仅留这一所园以解决职工低龄子女的入园问题；其余5所要么解散，要么脱离企业划归社区管理。因此，公交幼儿园最重要的功能是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作为企业的一部分，幼儿园的运作始终要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和维护企业形象展开。由于公交公司是成都市的政策性亏损企业，在维持简单再生产、保障职工收入之外基本上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幼儿园建设，因此20多年过去了，幼儿园仍然场地狭小，设施简陋，环境嘈杂。
成都东光幼儿园是一所民办幼儿园，这样的幼儿园在成都市并不少见，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一切资金需要自己筹措，没有政府补贴和社会资助。但在经常性的幼儿园评估和教育教学指导中，由于评价标准和公办、教办幼儿园一致，东光幼儿园往往居于被动，不得不为了“一致”而做出与自身条件不一致的付出。
[失衡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性质原因，公交、东光幼儿园的教育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公交幼儿园位于公交一公司的厂区车间周围，噪音较大，对幼儿学习生活影响很大。因为一度传闻一公司要迁址，而公司对迁址后是否保留幼儿园没有明确的意见，附近适龄幼儿的家长考虑到幼儿园的稳定情况以及教学环境条件，便不再选择公交幼儿园，造成该园一定程度的生源流失。作为企业，公交公司对改变目前状况没有更好办法。作为民办幼儿园，东光幼儿园在教育权益上更是不受保护的对象。“非典”期间，由于禁令解除无期，致使部分入园幼儿转园，家长与幼儿园解除就读协议，生员流失严重。而公办幼儿园却继续开园接收新生。对依靠生员维持运转的民办幼儿园来说，此举无疑是个重创。
[艰难的生存维持]
据公交幼儿园园长介绍，公交幼儿园的生源主要是企业职工子女，其次是附近居民子女，家长选择公交幼儿园的原因是花钱少。公交职工多为售票员、驾驶员，是城市的收入群体，又因幼儿园实际是企业给职工办的福利，所以收费很低，每个幼儿平均每月140元，其中80元全部用于伙食开销，40元用于改善幼儿园环境及购买玩教具等。
东光幼儿园不仅面临同样问题，而且每月还要交纳场地租金。该园收费根据附近生源家庭消费水平而定，而周围住户基本是普通平民，所以，在将资金投入到幼儿身上之后，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学条件都比较困难。
[不稳定的教师队伍]
生源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幼儿园的收益情况，教师的直接经济利益和教学积极性与幼儿园的收益情况紧密相关。据公交幼儿园园长介绍，由于该园生源不稳定，经常是教师多于幼儿，而企业职工没有寒暑假，所以公交幼儿园的教师假期上班变成了不得已的“走过场”，加之教学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教师进修、再培训机会缺失，致使教师职业倦怠严重。东光幼儿园园长面对的问题是工资待遇提高困难，致使教师跳槽、师资流失，严重影响了幼儿生源的稳定。
[无力而为的科研]
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各个社会部门的评定体系中，科研水平是一个重要指标，教育部门更是如此。从学校到个人，从大学到幼儿园，都要有一定的科研成果。然而，搞科研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支持。
其中经济又是基础的基础。在东光幼儿园和公交幼儿园，的确就存在这样的困境：科研无力而为。没有经费来做课题，做了课题，和市级、省级幼儿园相比，水平较低。再加上教师精力不够，久而久之，也就不搞了。
我们相信，类似以上两种性质的幼儿园不在少数，它们所面对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也不会比本文所涉及的幼儿园好多少。它们不属于中国幼儿园的“主流”，也许还有些人怀疑它们是否有理由存在，但它们却发挥着教育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适龄幼儿的重要作用，努力实践着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许多政治家、教育家都十分重视推动平民化教育。尤其是法国，在普及平民化教育中走在世界的前列。国家投入资金、制定倾斜政策支持平民幼儿园的开办，提高了平民幼儿园的教育水平，使更多幼儿享有平等优质的教育机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法国的学前教育水平就居世界前列，幼儿入园率达100％。
法国通过普及平民化幼儿园使国民教育的发展拥有了一个高起点，它的成功成为各国幼教改革的典范。在我国，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同样也是幼教改革工作的重点。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10年中，国家先后提出了国家和社会办园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动员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形式发展幼儿教育等举措，使我国城市在本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入园机会均等”的理想。
然而，入园机会均等还只是教育机会均等内涵的低层次、低水平。这种低层次、低水平的教育机会均等背后是我国平民化教育举步维艰的现实。不少承担着大力推动幼儿教育平民化重任的幼儿园，由于占有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少，缺乏优惠的教育政策，教育经费投入较少，并且身处我国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全面化之际，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政府究竟该站在什么角度来整合幼儿教育资源?学前教育在中国教育未来的布局和发展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大力提倡企业、社会力量办园，立意似乎在利用一切资源促进幼教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费作为资源之一却较少投入到扶持弱势幼教机构上面。事实上，仅靠个人、社会团体的资助根本不能实现教育的普及，教育的平民化必须通过政府投入大量的经费才能实现。而教育投入作为政府的重要义务，有必要依照效率与公平的原则，由权威性机构按照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经费的筹措和使用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独立运作。国家作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平衡者，有责任通过掌握在手中的财政资源，在不违背基本的机会平等的原则之下，给予社会弱势群体适当补偿，实现社会救助职责。因此，应当对各种性质的幼儿园施行统一的评价体系、从业标准并给以指导和约束，避免出现严重的幼儿园“层级化”现象。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平民化教育，有利于实现高水平、高层次的教育机会均等。
另外，造成城市弱势幼儿园生存与发展困境的还有社会舆论对幼儿园、幼儿教师、幼儿教育的不了解和不支持。以“管娃娃、看孩子的”称呼幼儿教师的大有人在；广大的幼儿家长对于教育子女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不少人抱有花超过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价钱“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客观地讲，媒体作为社会责任感的最大承担者，有义务在舆论上关怀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弱势幼儿园也是社会弱势群体)，对改善它们的生存与发展困境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促成社会中上阶层对低层弱势群体关怀、资助。
当然，指望政府有关部门完全解决教育机构运行的困难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国家对教育资源的统筹安排；而仅仅依靠个人或社会团体的资助也根本无法实现教育的平民化。所以，更多的是需要幼儿园自身来“突围”。在调查中，笔者为两园教师在困境面前所付出的努力深深感动。也许，正是因为在城市弱势幼儿园里有这样一批忠诚教育事业的幼儿教师，它们才顽强地存在着，使更多平民家庭的幼儿能够接受物超所值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