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志平，2010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系。2010年9月开始在UCLA Molecular, Cellular and Integrative Physiology (MCIP) Interdepartmental PhD Program攻读博士，师从Shimon Weiss教授。2015年12月博士毕业，现为Stanford University博士后。UCLA-CBPS (Chinese Biomedical Peer Seminar), UCLA-C3S (Chinese-American Students and Scholars Seminar)核心创始人。下面CN人才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是封志平的求学记，希望大家喜欢~
不得不承认，自认为没有典型拖延症的自己，写下这篇留学故事却着着实实拖了快一整年。当初C3S创办这个栏目时，是想让留学前辈们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故事，也抒解下这一路走来的得失感悟。最好呢，也能让后来者们多少从中得到一点经验，获得一些启发。推送出几篇优秀约稿后，“留学故事”便渐渐成为了C3S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特别欣慰的是后来也收到一些同学，甚至国内家长们的反馈，大家说能够从这些留学故事中，更真实、细微地体会与理解留学生们眼中及内心的世界。我还是相信，很多时候，文字都比话语来得更晰细沉蓄，也能更淋漓痛快地表达思想，淌在横竖撇捺的笔画里随着时间滋漫延续。 这大概也是我们想把这些形色各异的故事辑成文册的最大因由了。在此也再次感谢之前用心给C3S写留学故事的各位朋友们。但愿这些故事，许多年后会成为我们这代留学生的记录，也从一些角度让我们记忆起这个时代的模样。这样说来，对这个栏目又因此多了一份使命感与期许。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如今自己下起笔来，却仿佛手心集压了一股巨大的力，不敢怠慢，不敢妄述，不敢取巧。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自己的经历着实平泛无奇，苦恼于如何写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经验与大家分享。不过想到当时开办《留学故事》的初衷，每一个平凡而真实的故事都有其分享留存的意义。也正好借此时机把自己这二十余年的求学经历做个小总结，也老套地谈一些读博士的小体会。
言归正传，既然是留学“故事”系列，那便以“故事”套路开始。我出生和成长于江西南丰，一处大概僻小到不被绝大多数人所知的地方。我便是在那里度过了从儿时光脚在泥地里追戏，到高中埋头在夜灯下备考的十余年时光。我从来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如此，大学就自然更不必提了。小学的时候尤其贪玩，绝对是野到每天要“我妈喊我回家吃饭”的那种，上树掏鸟、下河抓鱼、弹珠皮筋、扑克麻将都玩得特顺溜。也和小伙伴跑去别人家山头地里偷瓜摘桃，甚至有一次看了电视剧里丐帮的弟兄用泥巴做“叫化鸡”，嘀咕着有样学样地做个“叫化蛋”。可是我家没有鸡，家里的鸡蛋少了我妈肯定知道。于是有天瞅准了别人家一只正在窝里下蛋的母鸡，等它下完蛋咯咯咯跑开，立马把那还热乎着的蛋偷了来，跑到一个没人的小山堆后头，用湿泥巴把鸡蛋包上，埋进挖好的土坑，上面填上拾来的碎柴烤起来。叫化蛋的味道已经记不得了，而当时那种惴惴不安又兴奋急切的小心情却总难以忘怀。当然那时候男孩子在一起玩，起了矛盾打个架也不是没有的。也因为这些调皮捣蛋的事，没少被我妈打罚的。而我爸都只是在言语上管教，唯一一次被我爸打，还是因为那次偷瓜。也不知被同去的哪个小伙伴告了密，瓜主竟然上门到我家质问我，于是我爸折过一根长长的藤枝，当着众人一顿抽打，我也只能自认心虚，在地上嚎哭不止，直到大伙把我爸拉住。
除去这些现在回想起来尴尬难堪的旧事，小学的时光都是简单快乐、无忧无虑的。而我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学时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有一个德智体美劳全优的亲姐。姐姐比我大不到两岁，她是老师眼里典型的好学生，小学的时候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的各种奖状。除了成绩优秀，她的运动天赋也异常突出，每次校运会参加长跑、跳高、铅球等比赛都能拿一堆奖品回家，每次还分我几个笔记本、圆珠笔什么的。无巧不成书，当年我幼儿班升一年级的时候，恰好有项规定——只要成绩允许，可以申请跳过一年级，直接上二年级。我当时在幼儿班也是鬼使神差地考了个全班第一。我妈估计也是想着倒是还能给我省了一年学费，就给我申请了跳级。于是我从二年级开始，便开始和姐姐同级，还分在了同一个班，而且不曾想到，之后竟神奇地和她同班一直到初中结束。姐姐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也是老师们眼里的宠儿。而我，却从二年级开始，启动了玩心不泯、游戏度日的学渣模式。好多次都是寒暑假快结束、赶着开学的前几天，把我姐的寒暑假作业直接拿来一顿抄。有一次还因为她不让我抄，为了出气我一股脑地抓起她的笔摔裂在地上。争吵声把我妈吸引过来，我居然还理直气壮地向我妈告状，说“姐姐不给我抄作业”。我妈大概一边为了息事宁人，一边也对我偏袒，跟着怂恿我姐把作业给我抄。这大概是我印象里小时候欺负我姐最不地道的一件事。不过长大后，我姐告诉我，小时候我让她咬牙跺脚之事远非这一件。就这样，姐姐从“在学校顶着学霸光环、在家被我欺负”的双面现实中，和我一起升入了初中。毫无意外地，姐姐考了全校和全区第一，也开始了她升任班长的初中新生涯，而我居然又阴错阳差地被分到和她一个班。
我们初中一共五个班，每个班大概四五十人。入学的时候分班只简单直接地按成绩分配，第一名到第五名依次分入一班至五班，然后六到十名再分入五到一班，依此类推。当时还有个小插曲，差点让我分到另一个班里。当时每个班级都把分到自己班学生的名字贴在教室外的墙上，每个人对应找到自己的名字，就去找各自班主任报到。姐姐的名字自然列在初一一班名单的第一个，而我找遍了五个班的名单也没有看到我的名字。遇到问题的时候，又自然想到了姐姐，然后就哭着去找我姐。于是我姐带着我去找到了年级主任。当时的年级主任是个师范学校刚毕业没几年的帅气小伙，看着哭着鼻子不知所措的我，听说我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直接爽快地让我留在他班上，接着在班里给我找了个座让我坐下。然而快到中午的时候，隔壁班的班主任跑过来找到了我(我姐也跟在后面)，说我在她班里的花名册上，贴出的名单把我名字写错了，于是又把我领了回去，于是就继续了和我姐同班的缘分。这位王姓的班主任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在我心里，她应该是第一位让我对人民教师充满敬意的优秀教师，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在初中的学习态度。这位对我人生影响巨大的班主任既有师威，又有学识，对学生关爱有加，满含对自己学生的殷切期望。抱着尽力不让自己班主任失望的想法，我也渐渐地变成一个不调皮、愿意静下来学习的孩子。我们班的总体成绩在这位班主任的督导下，一直在全年级中保持优异，直到初二那年班主任因为工作太拼命，生了场大病回家休养。之后我们不得不换了一位教体育的班主任，然后那年底的期末成绩，我们班在年级里垫了底。好在自己已经养成了认真学习的习惯，虽然放学后还是依旧贪玩，但在学校的时间还都安分地用在学习上。中考的时候，居然神奇地考了全校第二，也就此升入了高中。
图2 | 曾经就读了四年的高中。学校小而旧，据说前身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一个书院，正门后边白色的教学主楼还是在我高二时才建起的。上一次回家想试着进学校看看，但因为没有学校证件，被校保卫人员成功拦截(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那时初中升高中都会划两个分数线，成绩超过一个较高的分数线才能上一中，超过一个较低的分数线可以上二中。我和我姐都顺利考进了一中，那里算是汇集了我们整个县的优秀学生，我也通过认识来自稍偏远地区、说话带着不同口音的同学，学到了同一种方言的各种不同的口语表达。虽然学校离家不是特别远，但走路回去也快要一个小时了，加上高一开始便需要上晚自习，并且周末只有周日下午放假，我便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离家住校的生活。记得入学报到第一天早晨，我爸把我和我姐送到宿舍后，答应中午再来学校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那天我爸因为有些事耽误，我和我姐下课后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有等到他，于是我俩在宿舍楼下的一棵大树下等着等着终于一起哭了起来。直到我爸出现，他还惊慌地以为我们姐弟出了什么事情，安抚好我们后带我们去吃了午饭。住校的第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背着七个陌生的室友，扑在枕头上哭湿了一片枕巾。住校刚开始的日子也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想家的滋味，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日上午一上完课，就可以和我姐一起回家，吃上一顿我妈做的好饭。
高一我们一共有十几个班，每个班大约五十人，按中考成绩排成两个“优等班”，两个“加强班”和剩下的“平行班”。我和我姐的同班之路亦在此终结，我姐去了平行班，而我去了其中一个优等班。两个优等班由整个年级最好的老师们授课，我也在这些良师们的辅导下，对学习有了更大的兴趣，特别是对数学和物理，觉得万物在公式和数字后面仿佛皆有了宗法和规律，有趣极了。年级第一次模拟考的时候，我的成绩也由入学时班里的下游，窜升到班里前十。心里因此还小得意了下，喜滋滋地觉得还是可以和班里这些学霸们比拼一番的。高一上学期快结束的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在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在宿舍楼的阳台上望着不远处教学楼旁高高的梧桐树，不由得被震了一惊：三十米外的梧桐树叶以前无比清晰，此刻居然变得模糊起来了。心慌了好一阵觉得自己是不是病了，这是生来第一次对近视的体验。也是在高一，正好赶上“非典”肆虐，恐慌在全国蔓延。江西在内地虽算是隔开了防疫第一线，但紧张的气氛还是能从每天的校广播和老师们的眼神里察觉到。学校让大家注意避免和疫区回来的人员接触，教室每天都要喷洒消毒药水，检测并报告体温异常的同学。正巧在那时，我周末回了一趟家，返校后也不知怎么回事开始高烧不下。当时可把班主任吓坏了，急忙骑着自行车载着头脑迷糊的我去县医院，在医院陪着我测体温、拍胸片、打针取药。好在最后确诊为扁桃体发炎，班主任也终于放下心来。高一不知不觉在学习和考试中过得飞快，倒也没有什么可拣点的记忆，但班主任那天满头大汗骑车拉着我去医院的场景却一直刻在脑海中，难以忘怀。
高一升高二时需要选文理科，总共分出了十八个班。具体的文理班数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十八个班里，按成绩排名又划出了四个理科A班和一个文科A班。我姐也不负当年勇，又重新升入了其中一个A班。而我也意外地在新班里当起了班长。起因很简单，新班主任为了省事，直接按成绩分配职务。第一名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第二名是班长。各科课代表则按各科成绩，由最优异者担任。其实以我当时极其腼腆内向的性格，完全没有担任班长的任何资质。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也正是那会儿的契机，让我开始慢慢培养处理学习之外的事情以及与人沟通的能力。作为班长，处理班务总是谨小慎微，想着不要伤了同学和气，尽量不找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说是失职，连班主任交代的记迟到、罚值日等事情，也是不情愿到能不记就不记。好在班里同学们都很自觉，也没有需要“特别照顾”的“捣乱份子”，因此和班里同学们一直愉快地玩耍到高考结束。估计在他们眼里，我这个班长除了平时上课喊起立，以及偶尔给大家收个学杂费等功能，平时也就是大家的“小跟班”。就这样，一群孩子嘻嘻哈哈仪式般地参加完高考，然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同学，对“填志愿”是完全没有头绪的，大都想着填志愿前随便填一个，去不了便留在学校复读一年。江西很多孩子都上学早，因此复读也相当普遍，对复读也没有太大压力。
我们班虽然成绩还不错，但最后还是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同学留下来复读，也包括我。好在我姐当年顺利被大学录取。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后，我又回到学校开始了新一年的复读生涯。由于之前担任班长的经历，在复读班也顺理成章地又当上了班长。复读班里很多都是之前班里的同学，或是以前彼此都见过的同年级同学，于是又和大家愉快地玩耍了半年多。可是，这种愉快在半年后逐渐被想要挣脱的强烈意念取代。在复读班里，大家的日常无非就是做题、做题和做题。我几乎每天都会做完一整套高考模拟卷，再加上月考、联考之类的各种考试，每天都是与习题为伴。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答对这些题对我已经没有那么难，答题也不再让自己有欣喜和成就感，而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部考试机器，每次考试只是在测试如何让自己在给定的时间内犯最少的失误。这太可怕了!终于等到了高考，因为有了强烈的心理变化，第二次高考比第一次紧张了好多，考前一夜都是半醒着过完的。考完后是估分填志愿，我抱着再也不想留下来的目标，没有理会老师们的各种“怂恿”，下定了决心填一个保险的志愿。身为南方人，我心里一直想去看看祖国的北方，我妈执意不让我去超过北京的北方，担心我受不了天寒地冻。于是我翻了一遍历届高校的录取资料，最后在第一志愿上填上了南开。其实那年高考成绩出来，我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最后能去南开也算是有惊无险。
对于大学“选专业”，当时也是毫无概念，随着时下的最热门专业填了国际贸易和工商管理之类的。可能有时候也真的有造化弄人之说，生物和语文算是我高中最差的学科，而最后寄来的入学通知上，专业写的是“药学”，我于是从此迈向了研究生命科学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