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舌尖下的中国》读后感

时间：2021-08-03 18:23:35 读后感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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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

文明复兴从舌尖开始-《舌尖下的中国》读后感

——《舌尖下的中国》读后感

读罢《舌尖下的中国》，掩卷沉思，思绪万千。执教“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我期待有更多深入反思中国食文化的著述问世久矣！诚如此书作者所言：“要彻底搞清中国的口腔文化，也许需要100个形形色色的持证专家、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

与欧洲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不同，纵观中国历史，呈现出明显的循环往复和停滞性。法国作家佩雷菲特撰写了《停滞的帝国》一书，在这本书中，佩雷菲特的结论是，中国千年未变，“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多少次以最伟大的口号呼唤起来的革命，最终以改头换面的老一套猥琐地回归而告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此类的悲剧一再上演。

停滞的历史背后是停滞的文化，停滞的文化背后是停滞的人格。那么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在那本曾经深刻影响了鲁迅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以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经验为基础，诚实而仔细地分析了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他为中国人归纳了26种性格特征。除了那些好的品质，负面的有：好面子、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无信等。我们不无伤感地发现：首先，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这些性格直至今日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中大行其道。其次，这些性格特征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口唇人格有很大的相似性，似乎隐寓了中华文明的某些不成熟性。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把人的一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唇期（0-1岁）。在这个阶段，婴儿欲望的满足主要是通过口唇的吮吸、咀嚼和吞咽等活动。婴儿即使不饿，也喜欢含着奶头不放，喜欢吸自己的手指也是常见的婴儿行为，所以婴儿的快感多来自口唇的活动。如果人格发展停滞在这一阶段，就会形成口唇人格，其最大特点就是自恋，是一个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的人。这种人往往贪吃、抽烟、酗酒，过于依赖，总希望被照顾（被喂养），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自恋），强求别人，缺乏耐心，贪婪，多疑，悲观。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体会不到足够的爱，口唇人格的人难能有爱别人的能力。为了近乎掠夺性地取得储备，他们对待他人的基本方式是敌对、抗拒，而这种敌对，由于他们内心未能完成的成长过程，不是以成熟个体的方式体现出来，而是“咬”（如口出恶言）和“哭”（如自怨自艾），还包括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出于生物本能，他们也会打架，但做不到打完就了结，而是“打一架结一辈子仇”，他们也会有性和婚姻，但性冷感和性无能的比例会很大，婚姻也就难以幸福。与口唇人格的人相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获得安全感不是遵守规则和自我控制，而是通过“吃”“占有”甚至“掠夺”，长大之后他们也不习惯遵守实际的规则，尤其是那些妨碍他们满足口唇期欲望的规则。所以从法制到法治的过渡显得很难，“潜规则”盛行成灾，人们办事遵循的大多是“他不吃这一套”“给他点甜头吃吃”和“吃了人家的嘴软”。尤其当这样的个体占据了社会的大多数时，亚瑟·史密斯笔下那种“顽固的灵活性（Inflexible Flexibility）”就在所难免。尤其对于那些企望摆脱或已经摆脱口唇期人格的人，这种“顽固”就显得更令人绝望了。口唇人格总是受到一种人的欢迎，即统治者。“父母官”称呼的发明绝非偶然，而恰好是人们发自潜意识对现实最绝妙的形容。口唇期的孩子依赖父母，服从权威，不敢反抗也不会有怨言，前提是能保证他们欲望的满足，即“吃”。这样的人管束起来是容易的，只要控制生存资源就可以。不难发现，弗洛伊德的以上分析和《中国人的性格》中描述的那些性格弱点不谋而合，而这些人格特质造成的社会后果相信读者都已耳熟能详。

如何从口唇人格中解放出来？弗洛伊德认为，在具体实行的层面上，首先要逐步改掉自己贪吃的毛病。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的心理对应着行为，如果能把行为加以改变，那么对应的心理特质就会变化，例如著名的系统脱敏疗法。口唇人格最大的特点就是注意力集中于“吃”，而广义的“吃”又以对吃喝的喜好为基础，甚至对烟、酒等的过份依赖也是吃喝的一种扩展。婴儿要长大，就必须学会离开妈妈的`乳头，学会用嘴之外的身体触碰世界；我们也必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馋，变“活着为吃饭”为“吃饭为活着”。素食吃得饱，就不必非得吃肉蛋奶；吃得到鸡鸭鱼肉，就无需为了“猎奇”而非要尝尝果子狸炖水牛鞭。也许这会让你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别人能吃而你不可以，但你一定不可以吃，就因为你试图长大，而别人还是个孩子，大人和小孩子比吃是很没有水平的。

其实嗜食贪吃是原始人类的通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生追求，普遍存在于屠夫、海盗、盗匪、杀人越货者、奴隶贩子、妓女、贪官、好勇斗狠者、虐待狂、暴君等人群中。但凡伟大的文明，无不和贪吃正面作战，以图提升国民性，走出口唇人格的陷阱。

以西方为例，古希腊第一位卓越的素食思想者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期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被称为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毕达哥拉斯认为动物也是有灵魂的，因此主张避免伤害动物，也不吃动物的肉，代之以植物性食物，并以此来要求他的弟子们。毕达哥拉斯认为“只要人不停止摧残低等级的生灵，他就永远得不到健康与和谐。只因为人大规模地屠杀动物，所以他们将互相残杀。播种杀戮和痛苦的种子是绝对不可能收获爱和欢乐的。”毕达哥拉斯的道德规范起初作为一种哲学伦理流行于公元前490至430年，旨在创造一种包括禁止杀生在内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以禁止粗暴的流血，特别是动物祭祀，以及倡导“永远不吃肉”。直至19世纪“Vegetarian”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前，“毕达哥拉斯派”一直是素食在欧洲的代名词。公元前五世纪的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安培多克勒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倡导素食是因为相信灵魂可以轮回。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深刻揭示贪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剧性影响。柏拉图记录了一段苏格拉底和葛罗肯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说：城市应该简单，居民应以大麦和小麦为食，附以盐、橄榄油、奶酪和“农家风味的煮洋葱和卷心菜”，还有“无花果、豌豆、大豆”做的餐后甜点，烤番樱桃和山毛榉果，饮酒要适量。苏格拉底说：“这样做的人很可能能够平静健康地度过一生。”但是葛罗肯回答说，这样的一种膳食可能只适合“猪一样生活的群体”，人应该过一种“文明”的生活。他说：“人应该睡在软床上……享受当代的菜式和甜品。”换句话说，人应有权享受“奢华”的肉食。苏格拉底回应说：“让我们设想一下疾病流行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我们还要给需要吃肉食的人饲养各种各样的牛群，不是吗？”葛罗肯说：“我们当然得这么做。”苏格拉底说：“那么这种膳食会让我们更依赖医疗，不是吗？”葛罗肯不否认这点：“是的，的确是这样。”苏格拉底继续说，在这个奢侈的城市中，土地将会十分紧张，因为畜牧业会占据大量的土地。而土地短缺会导致市民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并由此引发暴力和战争，需要公正的裁决。而且，苏格拉底说道：“当肆意挥霍和疾病横行城市，法庭和手术室就会遍地开花，有才华者会争相进人这些领域，导致从业者的数量大量增加。”换句话说，在一个疾病和瘟疫流行的奢华都市，律师和医生将随处可见。在这篇文章中，柏拉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动物为食，实际上是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摄入动物膳食不能带来真正健康和富裕的生活。相反，以肉食为主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只能产生一个充斥着疾病、痛苦、土地纷争、诉讼和医生的人满为患的社会。

早在1500年前，希腊神学修道士庞义伐观察到当时的人们逐渐变得自我中心和骄傲，他草撰出8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分别是贪食、色欲、贪婪、伤悲、暴怒、懒惰、自负及傲慢。6世纪后期，教宗额我略一世将那8种罪行减至7项，将自负并归入傲慢，伤悲并归入懒惰，并加入妒忌。他的排序准则在于对爱的违背程度，依次为：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饕餮（暴食）及色欲。13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阿奎纳调整了七宗罪的顺序，并再次强调其重要性，称之为“不可饶恕的罪行”（Deadly Sins），“Deadly”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些恶行属于原罪，例如盗贼的欲望源于贪婪。各种罪行其实环环相扣，所以各种各样的动机也被假设成是与各种罪行相连。例如骄傲（过度迷恋自己）其实暗示了贪食（过份消耗或浪费食物），其余各种罪行亦有相同的联系。与七宗罪相对立的是七美德，其中与贪食相对的是节制。

但丁在《神曲》里将贪食排名七宗罪的第二，并给予进一步的解释。现代的观点认为“贪食”指浪费食物，或是过度放纵食欲、酗酒或屯积过量的食物，但是在过去，任何因轻率而剩下的，都包括在贪食的定义中。而贪食也可以包括一些破坏性的行为，尤其指运动上争强好胜、物质滥用或酗酒。贪食的定义中包括了“沉迷”，所以，贪食除了指食物外，也包括对任何事物的过份沉迷（但丁的观点是“过份贪图逸乐”）。 1589年Peter Binsfeld把每种罪行和恶魔联系在一起，代表各种罪行的恶魔会引诱拥有相同罪行的人。贪食对应的是别西卜（Beelzebub），又称“苍蝇君主”，圣经中以“鬼王”相称呼。“贪食”在地狱所承受的惩罚是：强迫进食老鼠，蟾蜍和蛇。在《神曲地狱篇》中，但丁认为，贪食的惩罚是饥饿。

如果说，西方文明在经历了数千年宗教信仰的训诫，已经慢慢走出了贪食的泥潭，走出了口唇期文明的婴幼儿状态，那么中华文明的出路何在？是否要全盘西化引进“七宗罪”的信仰？答案是：任何一种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其自我更新的种子早已深植在其文明的底部。

正如王康指出的，中华文明有两条互相对立的发展脉络，一条是崇尚“世智，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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