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棒冰经典散文
我这里所说的“卖棒冰”，在北方称为“卖冰棍”。所谓的“卖棒冰”，不是专指如今的专业卖冷饮的商店，或者其他商店内的柜台，例如：“哈根达斯”专卖店、“家乐福”内的冷饮部、小超市或者烟杂店内的冷饮柜等等，而是一个已在上海消失了的行当。这个行当就是上世纪家喻户晓的“卖棒冰”。
“卖棒冰”的人都是小贩，这些小贩在大热天，烈日炎炎下，在马路上流动叫卖“棒冰”。他（她）们身上背着“卖棒冰”用的棒冰箱。所谓的棒冰箱，就是一种“卖棒冰”用的保温设备，棒冰存放在棒冰箱内。
小贩们身背帮冰箱，慢步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用手中的木块，连续敲击棒冰箱几次，木箱发出了“咣”、“咣”、“咣”的声响。与此同时，张开了大嘴，用那嘶哑的声音，高喊着“棒冰吃伐？吃棒冰！”，招徕顾客。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行当只出现在春末、夏季和初秋，有着极强的季节性。
“卖棒冰”这个行当出现于何时，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它的出现应该与棒冰的发明，是同一个时期。
“卖棒冰”实际上是一种小买卖，一种本钱非常小的买卖，没有固定的摊位，走街穿巷流动的买卖。当时这种小买卖，小到甚至可以没有营业执照。我想街道或者里弄居委会，出具营业证明大概还是要的。好比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困难户，诸如下岗失业者、待业青年者、大学毕业还未找到工作的人等等，他们在马路的边上、在居民生活的小区内摆个小摊，拾遗补缺。让他们能够勉强维持生计什么的。
父亲去“卖棒冰”，我想多半是出于无奈。
“卖棒冰”需要一些设备，好在设备非常简单，自家也能制作。父亲在家里制作这种设备的时候，我是他的帮手。不过，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祖国大地发生了“自然灾害”，“灾害”连续三年，即“三年自然灾害”或称“三年困难时期”。“灾害”影响到生产和生活。在上海的工厂里，有相当一部分原本家庭在农村的职工，被动员回乡支援农业；上海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了“精兵简政”，好多职员拿了退职费后辞退。有乡可回者，则回乡务农，无乡可回的，则自找出路。我的父亲就是被辞退的人员之一。父亲被辞退前的工作单位是“上海市卫生局卫生防疫站”，月薪六十八元九角一分。由于父亲是上海本地人，家庭在上海的市区，属于无乡可回者，只能回家自找出路。
幸亏那时母亲在废品回收站工作，收入按天计算，每天（八小时工作）六角钱，每月扣除四个星期日休息，因此每月到手的钱是十五元六角最多十六元二角。号称十六块一个月。全家五口人，全靠“十六块一个月”，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到了热天，父亲沿街“卖棒冰”，自然成了一条生计之路。
“卖棒冰”的设备其实很简单，它是一个用木板和钉子做成的木箱，所以叫“棒冰箱”。棒冰箱上面的一块板是活络的，用铰链连接，可以翻上翻下，方便拿进拿出箱子里面的货物。棒冰箱与其它木箱不同的是，棒冰箱里面全部铺垫着，厚厚的用棉布做外套的棉花胎，包括箱盖。这倒使我知道了什么叫保温材料，即所谓的保温材料不仅仅可以隔冷保暖，亦可隔热保冷，而棉花胎就是当时最易得到的保温材料。
此外，在箱子上还要装上背带，叫卖时把箱子背在身上。背带很宽，以减少对肩膀的压力。自己还需准备一块，类似古代县老太爷使用的“醒木”。有了这块“醒木”随时可以敲击木箱，木箱发出“咣”、“咣”、“咣”的声响后，随即叫买:“棒冰吃伐？雪糕吃伐？买棒冰！”。父亲背着沉重的棒冰箱，领着我一路慢走一路叫卖，走累了就在路边坐一回，休息休息。不过可以肯定，即是休息也不会忘记叫卖。
棒冰和雪糕是批发来的。批发分大批及小批，大批优惠多，小批优惠少。父亲是小本买卖，大批不起。因为大批是整箱起批，一箱到底有几根，我至今也不知道，总之很多。这是因为当时的我根本搬不动。
父亲是背着棒冰箱沿街叫卖的，本钱小小地买卖。假如棒冰批多了，一来背不动;二来也卖不完。如果卖不完那就惨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融化，血本无归。所以只能小批，小批是一打起批，一打是十二根，其记忆至深总是不能忘怀。父亲经常去小批的商店，就在如今的南京西路上（近黄陂北路），名曰《金陵食品商店》（此店现已不存）。
父亲在卖棒冰的岁月里，我在里弄民办“幼儿园”里上大班。暑假里，父亲总要带领着我一起去卖棒冰。现在，回想当时父亲的想法和用意大概是，一来么俩人一起闹猛点;二来是兄长可以在家安心复习功课;这三来嘛，顺便领着小孩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举世闻名的大马路（即南京路，当时老上海人叫南京路为大马路）。大马路上高高的“国际饭店”、“四大公司”的玻璃橱窗、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和霓虹灯，花花绿绿真精彩。
从我目前观察做小生意的人来看，倘若带个小孩在身旁，生意就容易做。这大概就是利用人的同情心的缘故。父亲当时之所以要带着我，也许为了多做点生意，顺便领着孩子开开眼界。其实，父亲如果不做生意的话，也是要领孩子外出开眼界的。不过此时此刻，父亲既领了孩子开眼界，又可多卖棒冰。如果多卖一根棒冰，那么就能多赚一分钱（棒冰的批发价三分钱，另售价是四分钱;雪糕批发价是六分钱，另售价是八分钱）。其毛利润之高可想而知。但是恕不知，购买一个大饼需要三分钱，还要另加一两粮票。卖掉三根棒冰的毛利润才能换取一个大饼吃，要卖掉三根棒冰，谈何容易？
父亲总是按最少批量批棒冰，否则，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卖完，那么非融化了不可，这是因为棉花胎保温的时间有限。因此，一般是按一打十二根棒冰、半打六根雪糕，总共十八根一批，卖完了再去批。牌子是响当当的“光明牌”，上海益民食品厂出品。
叫卖棒冰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太阳底下，那里比较热。因为热，所以来买的`人就多。原因很简单如果凉快了，谁还要来买棒冰？我们早晨在小花园附近叫卖（南京西路新昌路口）。因为那里是东南方向，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下午到对面的“小花园”周边叫卖（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因为那里朝向西北，正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父亲不会做买卖，这是事实。原先他是一个给人消毒、打针吃药的公共卫生医生。可是，为了生活还真的做起了买卖，贴补家用的小买卖。我们吆喝着：“棒冰吃阀？棒冰吃阀？买棒冰呃！”，有时是清脆的童声，有时是粗哑的老声。种种声音回荡在南京路。他（她）们有的是听见童声而来、有的是听见了老声而来。当然也与天气炎热有关，因为天热买根棒冰吃吃，解解酷暑十分挟意。
我喜欢天热，越热越好，最好是闷热没有一丝风，这种时候前来买棒冰的人就多了。然而，事实与愿望往往向反，当年可能没有温室效应，虽然处在炎热地夏季，可是天气倒也凉快。不过买卖还是有的，每天卖掉二三十根没问题。刨去成本还能净赚二角到三角钱，这是常有的事。请不要小看这二角、三角钱，他不仅贴补了家用，重要的是使我完成了“幼儿园”的学业，从此奠定了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的基础。
如今每每回想这段往事，总感有点苦涩。虽然苦涩，但也包含幸福。它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精神上的财富。这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可惜的是，如今已不记得，当时我们白天在外，午饭是如何解决？“干粮”是没有的，这是因为上海人习惯“米饭”，而米饭在夏天最容易“瘦”（即变质，不能食用）。不过可以肯定，我是不吃午饭的。这是因为我有一种，在夏天不想吃饭的小毛病，俗称“至夏”。如果饿极了，就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下，往棒冰箱内拿出一根，不是断了棒就是快融化了的棒冰来吃。由于棒冰是冷的，吃进胃里如同“麻醉剂”，一扫其饥饿感。至于父亲嘛，他的耐饥能力极强。他经受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和三年“自然灾害”，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耐饥的能力早已成精了。因此可以肯定午饭也是不吃的。
其实，我们“卖棒冰”的附近有不少餐饮店，诸如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五味斋”饭店、“培罗门”西服店隔壁的“又一村”点心店（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遗憾的是吃不起，就算是“又一村”，九分钱的阳春面，也是吃不起的。要知道我们每天最多只赚三个九分钱。能忍受则忍受，能节约则节约。
如今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父亲和母亲也已作古多年，我也已过“知天命”年。请允许我对当年买过我们棒冰的好心人表示由衷感谢。
留下上述文字，以便后生随便翻翻，虽然有些艺术加工，却也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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