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

传媒与司法关系新探

　　传媒监督司法是时下颇为流行的观点。在新闻界人士那里，这种认识更成为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与评论的重要依据。的确，强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蕴含着遏制权力与保护民众的意旨，这是现代民主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在司法权不断膨胀腐败时，倡扬并加大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力度更具现实意义。

　　然而，传媒与司法并不只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在二者关系上如此提论可能带来负面后果，把传媒与司法关系简单化，从而忽略对两者间本质关系的深入探讨。那么。传媒与司法之间究竟何种关系？欲就此作出回答，我们首先应该考察司法与传媒在西方与中国的角色定位和社会使命，然后才能梳理其关系从而得出合理结论。

　　一、司法与传媒在西方社会的定位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诸国，作为三权之一的司法权与“第四种权力”-传媒是否存在我们想象中的尖锐对立与冲突，抑或相反，两者在根本上相通、宏观层面上一致，它们之间仅有局部性对立？这值得探讨。

　　（一）司法权在西方的地位与使命

　　在西方政治理念中，基督教的原罪观衍生而来的“性恶论”一直占主流，民众对国家权力带有天然的不信任倾向，为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对权力进行分割并建立制约与平衡机制遂成了三权分立的初衷所在。

　　在国家权力中，行政与立法是最重要也是易膨胀与腐败的权力分支。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政府，对外具有外交权，对内则具有广泛的管辖内政事务如维护社会治安、征收赋税诸权力，这些活动常伴以国家强力如警察而展开，因而极易而且现实中也确实经常侵犯公民权利。所以，“行政部门非常恰当地被认为是危险的根源，并且受到对自由的热心所应该引起的密切防备。……人民应该提防和竭力戒备的，正是这个部门的冒险野心”。1

　　同样，立法权是权力重心所在。由于立法权直接来自人民，所以它在相当程度上分享人民拥有的大权。立法部门的法定权力比较广泛（诸如制定税法、规定公民的权利义务等），同时又不易受到明确的限制，因此立法权更易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对公民的权利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立法机构有一种习惯于包揽一切权力的倾向，权力的这种集中，既非常有害于良政的推行，又为大多数人的专制奠定了基础”2 ，特别在党派政治之下，当某一政党在立法机构中占大多数时，它做出于民不利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这已为历史所验证。

　　相对行政权、立法权而言，司法权则显得弱小。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3 .在理论上和现实中，法院的工作特点是坐堂问案，只有当纠纷或冲突发生之后，当事人把案件提交到法院，法院才能依照既定法律对权利进行确认、分配与重组，司法权的触角一般不会主动伸入社会直接干扰民众，也不像行政、立法权那样易对公众造成强有力的直接伤害（虽然有时候司法判决会于民不利，但与立法、行政二者相较已很轻微）。权力范围的单一性（只限于裁断纠纷）和权力行使的被动性使司法权影响、控制民众的可能性最小，换言之，惟有司法权最不可能与民众发生严重冲突，民众对其警惕性和防备心理自然也最低。与此相关，司法权与其他权力并非平衡关系，处于弱势地位。

　　理所当然，国家权力尤其是权力重心-立法与行政权力需要有力的制约，这既包括来自社会的监督，也包括权力之间的制约。司法权除了履行处理纠纷的基本职能外，西方政体的设计者与运作者还赋予了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控制立法与行政的重要使命，以防止二权独秀，走向集权与专制，从而违背民主政制的初衷。由此，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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