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责任
吕日周
中国人有“得过且过”的寒号鸟思维，有“能忍则忍”的奴隶性意识，有“事不关己”的避矛盾思想。这样的不去严肃追究官员责任的人文环境和在这种人文环境中产生的旧的干部体制，使人们觉得中国最好当的是官：什么人都敢当官，都想当大官。一些干部一旦当了领导之后，不是勇敢地承担起领导责任，去认真负责地处理份内的各种问题，而是丢掉了当领导的责任，去享受当领导的福利待遇。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们不是去勇敢地探索改变干部制度的弊端，而是处心积虑地利用干部体制的漏洞以谋私。
岂不知，一切都是有条件的，都要有一定的界限，一旦超过了界限，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上级有事业心的领导忍无可忍的地步，或者到了群众“忍无可忍”的地步，即使旧的干部体制不变，一些官员也要受到责任追究，变成重大变革前奏的一个个案例。中国任何一项体制性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我国“三级所有，队为基层”的人民公社旧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农村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那么，为什么改革旧的干部体制的题目也早已提出来了，但改革的速度还是这么缓慢呢？为前所述，人们还在“得过且过”、“能忍则忍”和“事不关已”中。
但是，中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非典”。刚开始，旧的干部体制框架下，使有些领导仍然以过去对待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那样去推，去拖，去瞒，去防止新闻曝光，这是一种体制性的习惯性行为。直到撤消了两个高官才有好转。对不负责的领导干部严肃地追究其责任，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一些干部在实践中发现旧的干部体制中存在着裁判权只掌握在极小数的领导手中和裁判无度量衡的严重问题。而为之服务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裁判权，他们心中有杆秤，称出重量没有用。于是，一些干部就利用这一体制性的问题，只跑官，不跑民；只享受，不吃苦；只应付，不实干。总之，这部分在重要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因为自己不负责，也就不想追究别人的责任；因为自己不干净，也就不敢追究别人的责任；因为自己不带头，也就不会追究别人的责任。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地方各项工作就不是出现一个漏洞，而是会成为一个漏斗。那就会在普遍不落实的环境中，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根本估计不到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大问题。
“非典”是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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