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决策与制度创新
本文以1999年高校扩招为案例，对扩招政策的决策背景、预期影响，特别是过渡期教育决策特点与制度安排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认为，促使扩招政策出台的背景，是由宏观社会需求、解决经济困境、走出“应试教育”怪圈等因素形成的一种综合效应。从对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高等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预期影响分析，扩招决策是一项涉及全局利益而作出的困境决策。由扩招政策显现的过渡期教育决策的特点及其与制度安排的关系，反映了教育改革的特殊性与改革走向的复杂性。我国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突出体现了教育决策在过渡期的制度化环境中的“两难”抉择。1999年6月25日，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上“今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的通栏标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曾经有过三次高速发展，但此次增幅之快、增量之大、出台之急、响应之烈，为前所未有，甚至可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最。对此次高校扩招，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与经济界的认识和看法各式各样，不仅涉及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等相关理论，而且涉及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以及国民素质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以扩招政策的决策为例，对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教育重大决策的基本特点，以及教育决策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加以分析。
一、扩招决策的背景分析
一个政策只能解决某一困境的主要问题，我们不可能期望一个政策解决所有的问题。首先，当现实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时，制定政策的部门需要的是在错综复杂的一系列问题中，寻找到解决困境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同时，作为决策部门，特别是实际部门，总是把解决眼前的急迫问题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实问题的解决与长远问题的处理总有一段距离。其次，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对待困境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不仅受到整个制度环境的约束，而且总是受到本部门、本行业自身条件(如目标模式、任务要求、规则约束、思维定势等)的制约。一般而言，上一级部门作出的决策通常更接近于对全局、眼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解决。在利弊权衡上，相对来说，只要眼前的利大于弊，全局的利益大于局部的利益，某一段问题的缓解有利于下一段问题的突破，尽管这一决策可能会带来某一层面的利害冲突或导致某一方面新矛盾的突显，但只要不影响大局，就是值得肯定的决策。再次，当今社会经济生活变化速度之快，常常令人措手不及，有时给某些问题决策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特别的问题有时需要特殊程序的决策方式。或者说，现在人们更注重的是对问题迅速作出最出色的界定，而并不看重如何最出色地搜集答案和选择答案。过去人们总是把追求最优的可能解作为决策的原则，现在人们则用“有限理性”及“争取满足”的决策模式替代了“完全理性”的决策模式，用“令人满意”的准则替代“最优化”准则。从这些基本的决策观点来看高校扩招政策的决策背景，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些观点对于现实问题的合理诠释。
促成扩招政策出台的背景，可从三方面考虑。
一是宏观社会需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以及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对高新人才的迫切需求，特别是新一届政策把“科教兴国”作为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知识经济“增长动力”基于人才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使终身教育的思想和学习化社会的观念广为人们接受。1999年开春，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科技部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相继出台。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相关部门对知识经济挑战的应战姿态，另一方面也从客观上促成了国人对经济强国、科技领先、教育为本、人才关键的共识氛围。而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则把提高全民素质，培养高新技术人才作为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重要任务。可以说，高校扩招是这一宏观背景之下政府与民众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的一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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