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均衡与现实的和谐论文
转载自“清华管理评论”
四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领会“方程式”这个奇妙的新事物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震撼，曾经那么难解的“注水问题”用方程式的形式一表达，就变得那么简单，我当时就朦胧地感到那个神奇的等号，不只将因果两方建立成一个天平似的算式，好像它也是将此岸（一个复杂的算式）引渡到彼岸（那个简单的结果）的一座桥梁。一切结果都是那么简洁，像是困扰了人们很久的谜底，但它却是当初那一大堆环境条件内因外因的必然演化成的归宿。后来再接触到方程组、化学方程式、矩阵，尤其是列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之后，就更加深了这一印象。
生活是动荡的，永远不会停息，但是在动荡中经常会出现暂时的和谐与安谧，孟浩然的“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能体现出一阵运筹或劳累之后片刻均衡。中国古人所追求的那种四海升平、百姓同乐正是人们所向往的那种社会和谐与均衡。但是人们的期望归期望，那种和谐与均衡对中国人来讲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原因是对社会这个大舞台来讲，造就这个大均衡场面的剧本并未有人拟就。在圣贤如孔子的理论中，也只将此愿望寄予追求比他老更古远的过去，那时的均衡似曾有过，但达到均衡的外部环境却早已消失，因此社会大均衡的喜剧场面就永远不复出现了。中国人只有以更低的标准在局部、在更短的时间里，寻找瞬间的和谐以消魂。
中国人喜欢一劳永逸，梦想着一劳永逸地处身于社会均衡之中，现在看来那只能是一厢情愿。均衡既然只在动荡中瞬间展现，那么，寻找均衡的成功者只能产生于习惯于动荡生活的民族之中了。西方人用宗教的方式将均衡置于“彼岸”（所谓“天堂”学说），这就决定了人们在“此岸”只能接受惩处和煎熬。这种自愿放弃在此生享用幸福和谐的理性的认可，无意中却有可能在此生的动荡中找到实现动态的和谐的途径。
艺术家的最高境界是“化境”，据说进入此境界的人能将世间万物都能点化成艺术精品，于是毕加索才能每天都造出价值连城的作品，陆游才能一天作诗几十首，而棋圣们则可以将神之智慧请下来，做成连自己日后也永远难以企及的传世之作。我们说艺术上的均衡是绝妙的，它只能以艺术大师们自己高度的修行为基点才能登上那种境界，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均衡则要求人们不懈的创造。化学家为了创造物质的分解与化合、氧化与还原，生物学家为了发现遗传与变异，经济学家为了达到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更有价值的是动态的收支平衡），企业家为了达成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默契（尤其是与将来的市场之间的默契），都要求自己对所处领域的各种要素（需求变化趋势、劳动价格指数及新知识的价格等）予以深刻的理解，对环境的变迁的预见和自己的手段与工具的不断更新的有效把握。这其中那个神奇的平衡式或隐或现，却总是在暗地里起着作用，预先的筹划一旦失误，自己所期待的那个均衡就要落空，自己所握有的资源如果不能重新组合，就要失去以自己为主体追求均衡的资格。最显眼的例子是企业解体，各种要素成为组合别人方程式的各类因子。
现代文明已能组织起规模宏大的客观工程体系，如登月、如组织世界性的大市场体系，但对涉及人自身的人工体系却还一筹莫展。因为对这个体系的建立或变革现状，要触及对人自身价值的基础判断。中国人历来的社会基础在于家族，以这个家族为基石的中国文化的致命基因是人的家族价值之和远大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在这里，我发现一个不平衡的方程式：社会资源总和远小于各个局部资源的累计。
在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平衡式中，人只是因子之一。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土地和市场化程度）就决定了有多少人存在才可构成人与环境之间的最佳组合，多了就要成为一种人口过剩的局面。在此局面下，人口已不仅仅是资源而是包袱了。中国人口作为一个因子早就超过了“人与自然”那个方程式所要求的均衡点，不幸的是现在的趋势还在劣化着这个不平衡式。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难题。西方人站在一边以他们对人的理解指手划脚，全然没有设身处地的心情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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