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密的方法论模式论文
宗密（780-841年），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人，世称圭峰禅师，且身肩二任，既是华严宗第五祖，又是禅宗荷泽系的四传弟子（注：尽管胡适对宗密自称为荷泽系人怀疑其为“攀龙附凤”（见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六辑，页(259-295)，但本文仍以传统说法为准。），是唐代著名高僧。尽管后世禅宗徒对他颇有轻视、指责之意，（注：如明代四高僧之一蕅益智旭贬抑宗密为“知见宗徒，支离矛盾”（见《灵峰宗论》，卷五）。）但是宗密以他大量的著述赢得了后人，特别是近现代佛教学者的高度评价，如任继愈先生等人评定他为“唐代中后期最大的禅宗学者”，（注：任继愈总主编：《佛教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第1版，页302。）吕澂先生断定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佛家最高峰的思想”（注：吕澂：《华严原人论通讲》，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与其他禅宗徒，特别是后期五家七宗禅宗风气相比，宗密确实显得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那么，宗密为什么会赢得后世学者的高度推崇呢？他与禅宗主流为何有鸿沟存在呢？钱穆先生在《读宗密〈原人论〉》一文里有所探讨，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宗密“显已转入哲学家道路”，具体点说，“在宗教修行精神上，不见有特著处，然在哲学思维上，实能有所组织，自寻一系统”。（注：见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四辑《华严典籍研究》，页359-375。）不过，宗密在“哲学思维”上表现出哪些特点，钱先生除了因袭古人所谓“偏在文字知解上”这一笼统说法外，实未能有所阐发。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教授在其所著的《宗密》（注：冉云华：《宗密》，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88年版。）一书中，对宗密的“哲学思维”赞赏有加，并且专辟一节论述其“和会”思想。但遗憾的是，未能集中论述一下宗密“哲学思维”的特点，亦未能点明最能体现“和会”精神的方法。据笔者看来，宗密所以能取得理论上的成就，全在于他独特的方法论；宗密与禅宗主流有“参商之隙”，（注：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后简称《都序》），卷一。载《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二册，本文所引用《原人论》、《承袭图》亦见该册。）亦缘于他这种方法论所具有的不同他宗的气质；宗密能获得近现代大家的赞誉，亦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有相通处；最能表现宗密“文字知解”的“哲学思维”特点的，亦在于他的方法论。可以说，这一方法论犹如解剖刀，宗密无处不用，在其著作中无处不见。由是，才铸成宗密的思想特质和气质风貌。为了不使宗密独特的方法论珠埋尘沙，笔者不惜冒愚勇挥秃毫，怀陋见发雌黄，对宗密的方法论特点作一粗浅探究，错谬之处，恳望方家斧正。
一
如果概括宗密的方法论的话，诚如冉云华先生指出的那样，可称之为“和会”思想，（注：冉云华：《宗密》第五章第四节。）“和会”，宗密也称之为“勘会”、“会通”等。冉著中还指出最重要的三项“和会”方法，即以佛教经论为标准，三量勘同和忘言取意。（注：冉云华：《宗密》，页212-220。）不过，笔者认为，这不是宗密“合会”方法特点所在，因为“以佛经为准”，这是宗教徒经典崇拜的必然结果，后两项又是前人、时人常用方法，不足为奇。最能体现宗密“和会”精神的方法，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
客观记叙→辨明深、浅→指证得、失→会通本、末
这一公式可以称之为宗密的“四段论”，无论是研究禅宗史、评价佛教各派学说，还是研究悟修问题、人的本原问题，宗密基本上都是循“四段论”模式进行的。“四段论”便是宗密独特的方法论，为什么要采取“四段论”的和会方法，宗密自己有说明和辩护，请看下面的三番问答：
“问：是者即收，非者即拣，何须委曲和会？答：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但缘各皆党己为是，斥彼为非，彼此确定，故须和会。”——这是从宗派立场或门户之见说明思想歧异的形成，“和会”便是要“确定”不同思想或学派具有各自的价值和合理处。
“问：既皆非邪，即各任确定，何必会之？答：至道归一，精义无二，不应两存；至道非边，了义不偏，不应单取，故必须会之为一，令皆圆妙。”——这是从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或思想完满性上说明“和会”必须作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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