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研究及新档案的启示
对1949－1962年间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及新档案的启示从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建国到1961年8月修建柏林墙，大约有270万人出于各种目的，通过各种方式离开民主德国。导致大量居民出走的原因究竟何在？面对大量居民出走，民主德国的态度和对策是什么？这些对策与民主德国5、60年代的整个内政外交政策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问题颇值得研究者加以深入探索。
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寥寥无几。自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大量解密档案和运用解密档案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和档案披露了大量历史细节，解释了许多原有的疑问。特别是来自前民主德国和前苏联党政外交机关的一些文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60－80年代对于民主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
在两德统一之前，民主德国官方的观点是，外流的居民是受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引诱，或者被西柏林破坏分子所“贩卖”，才离开民主德国的。当时主持修筑柏林墙的昂纳克在回忆录中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这种观点也反映在民主德国学者的研究中。60年代，出现了不少反映德国分裂的民主德国文学作品，比如C·沃尔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但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取向也和官方的意见一致，歌颂人们在两大社会制度的对立中，毅然选择社会主义，舍弃了资本主义。
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正面研究很鲜见。在5、60年代苏联出版的几本世界现代史著作中，对于民主德国建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有完整的正面叙述，对于居民外流，却只有寥寥数语。修筑柏林墙之后，苏联各报刊就发表了与民主德国观点一致的社论。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这些社论所代表的意见，也就是苏联学界的基本判断了。当事人的回忆录或者避重就轻，或者忽略不谈。举例来说，葛罗米柯曾参加了多次民主德国与苏联高层的会晤，但是这些在其回忆录《永志不忘》中基本没有反映。相对来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及其续集中对修筑柏林墙前后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但是其记述中有很多含糊的地方。5、60年代，中国政府一直支持民主德国在自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方面在修筑柏林墙之后发表了支持民主德国自卫措施的声明。长期以来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在学术上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
民主德国居民的大规模外流，早在50年代就引起了联邦德国官方的注意。当时联邦德国设有难民部，负责收容来自东欧的德裔移民，并向外公布统计数据。50年代中期，在东欧国家大量驱逐境内德意志族的风潮过后，大量来自民主德国的移民引起了难民部的注意。1963年，联邦德国难民部公布，从1949年10月到1961年8月，共有269万公民逃离民主德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是关于居民外流问题唯一确切的材料。
7、80年代，国际局势整体趋于缓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交往频繁。大量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开始出版。其中不少著作涉及到了相对比较微观的层面，以柏林墙危机为解剖的重点，利用公开的材料，对于民主德国居民外流的一些细节，做了分析，如卡杜达尔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另一方面，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撰写民主德国史，这些著作有整体性的回顾，如施蒂勒的《民主德国内幕》，也有撷取某一个侧面，如布鲁斯的《民主德国内部的不满和反抗》，这些著作对于了解民主德国内部的状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经济奇迹”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社会学学者对民主德国的社会基本制度、人民生活水平和历史沿革作了介绍，不少还深入到研究的层次，利用社会学方法，对民主德国社会做了量化分析，80年代，G·E·爱德华对这些调查数据加以整理，撰写了《民主德国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一书，对民主德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一些来自民主德国的同类型著作也在西方国家出版，如民主德国官方研究机构发表的《民主德国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一书。
归纳来说，60－80年代的这些官方观点和学术著作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基本意见和判断：一是外因说，这种观点首先肯定了民主德国在5、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这样一来，为了解释居民外流这一反常现象，也就只能强调外部敌人的作用，把推动居民外流看作是帝国主义、西德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欲图推翻民主德国阴谋的一部分，把出走的民主德国居民视作社会主义觉悟不高，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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