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诗体的流变
汉代是诗体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简单以句式和句子的字数来分别诗体的话，我国古代的主要诗体形式在此时都基本上具备了，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一节为《两京当诗体穷会之变》，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认为变化始于西京，完成于东京。四言诗作为《诗经》的嫡传，受经学影响，箴戒劝谏的意味多于抒情意味，西汉有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的《自劾诗》和《戒子孙诗》，东汉傅毅有《迪志诗》。虽然张衡《怨诗》清典可味，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都有超迈前人之处，但是已无力挽救诗体的衰微。骚体诗本来自于楚歌，有很浓的歌体的特点，此时主要向两方面转变，一方面和辞赋发生融合，如梁鸿《适吴诗》，马积高先生《赋史》直接写作《适吴赋》。另一方面进入堂庙，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典雅，脱离楚歌朴实自然的本色。五言诗在西汉不登大雅之堂，乐府机关不收，各种礼仪场合不用，故只在民间流行，也有部分诗人用来进行艺术创新。而到东汉时代，则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七言诗是此时新兴的诗体，以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中五、七言诗起着主导作用。汉代，尤其东汉时期正是这两种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在讨论东汉诗体流变时，这两种诗体将作为研究的重点。一
清费锡璜《汉诗总说》谓：“《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沈德潜《说诗ｚｕì＠①语》：“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五言诗是汉代最有成绩，且对后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体，正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五言居文辞之要，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文人五言诗创作热潮的出现，使一些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东汉五言诗，除作者情况相对明确及史书记载为歌谣谚语者外，我们习惯上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因为时代邈远，人世难详，故名为古诗。以《李陵录别诗》、《从军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另一类，它们或在魏晋六朝乐府中演奏而被记载，或标题见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或收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或古书径称乐府者，统名之为乐府。其内容颇为总杂，内中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等成就最高。尽管这些作品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却因为在当时并未引起史家重视，从而造成“人代冥灭，清音独远”的遗憾局面，甚至连其创作时代也未能断定。
五言古诗，大都是文人创作，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钟嵘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钟嵘《诗品》中提到的数量为五十九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包括残诗残句共收录六十一篇。分别为：《文选》收《古诗十九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详述见后），《玉台新咏》中《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四首和《古绝句四首》，《古诗类苑》据《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辑录《古诗三首》（“橘柚垂嘉实”、“十五从军行”、“新树兰蕙葩”）和《古诗》（“步出城东门”），《华阳国志·巴志》中《咏谯君黄诗》、《刺巴郡郡守诗》、《思志诗》三首，《艺文类聚》中的“采葵莫伤根”及《太平御览》中的“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上草”，另有残句八篇（其一为见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关于这些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同意其中有西汉之作。钟嵘虽也说：“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但在《诗品·上品》中把古诗放在李陵诗前，李陵是西汉武帝时人，依照“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的原则，古诗中应有部分作品在武帝之前，枚乘恰恰生活在文、景之时。梁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及古诗“兰若生春阳”九首诗归于枚乘名下，当不误。又《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经学者考证用太初以前历法，亦属西汉之作。其余作品“冉冉孤生竹”，刘勰确定为傅毅之辞，“去者日以疏”，钟嵘引旧说，疑此一类是建安中曹王作，又“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二诗言及东都，四篇作品当肯定成于东汉。《十九首》中余下五篇因无确凿证据证明为西汉之作，权归于东汉。
世传李陵、苏武赠答诗历来争议颇多，《文选》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李陵骚体歌一首和《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骚体歌见于《汉书·苏武传》，作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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