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但孔门本有《诗》教传统，自称得孔孟道统真传的理学家，又怎能忽视儒家诗教？为了将诗学纳入理学体系中，《诗经》这部古代诗歌的总集就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了理学家表达其诗歌观点的合适媒介。宋代理学家一方面将其改造为修身养性、阐释理学思想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借此表达了他们对诗歌创作、欣赏的观点。当理学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强大思潮的时候，势必对宋代诗学思想产生影响。一
宋代理学家的《诗经》研究状况与宋代理学的产生、成熟和繁盛基本同步，也是与宋代疑经复古思潮相一致的。所谓疑经是指对汉唐儒学的不满，因此要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以追复孔门圣教本旨为目的，这就是复古。在释古中开新，从而创立了与汉学并立的宋学。理学作为宋学的核心，其鲜明的学术、思想特点也体现在对传统儒家经典《诗经》的研究中。
理学开创期的所谓“北宋五子”中，由于学术理论旨趣的差异和所凭借的思想资源的不同，周敦颐和邵雍没有专门涉及《诗经》的言论，张载和二程在泛览百氏后返诸六经，尽管其理学思想的主体构造依据不在《诗经》，但对《诗经》都有言论涉及。其基本特点是将《诗经》作为修身养性的经典，而不同于汉儒的以《诗》为政。相应地在解《诗》方法上就不重训诂而强调涵泳吟诵，对汉儒以比兴为美刺的观点也不重视，所突出的是“兴”，是《诗经》对人道德情操的兴发感动作用，由此返归孔门诗教，特别重视孔子“思无邪”的论《诗》宗旨，通过读《诗》兴起人的善心，以达于修、齐、治、平的目的。在读《诗》态度上强调平心静气、从容涵泳，认为圣人经典本平易，不必象汉儒那样以艰险求《诗》，曲意比附，从“诗言志”的观点出发，体味诗人之志意。总之，是以性理论《诗》，表现了理学的特点。他们的这些观点也被其后学所继承，但张载、二程和程门弟子都没有解《诗》的专门著作。到了南宋，伴随着理学的繁盛，具有鲜明特色的理学《诗经》研究著作也多起来，并最终产生了《诗经》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即朱熹的《诗集传》。
南宋有特色且能代表各学派观点的理学《诗》学著作有三部：朱熹的《诗集传》、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杨简的《慈湖诗传》。
传统上以尊毛《序》与否将宋代《诗经》研究分为两派。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以其坚定的尊序立场受到后来比较保守的学者的尊崇。但吕氏虽坚守毛郑，本序说诗，在采录毛郑以来汉学诸家注疏的同时，也间或采录朱熹早期宗毛郑时的诗说，然后折衷众说，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提出一些超出前人的见解，且于名物训诂较为详悉，这是其受到后人重视赞许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的一个重要贡献。但吕氏此书的主旨已大不同于汉儒，其重要标志就是，吕祖谦是一个理学家，其论《诗》的目的与一般理学家是相似的，因此他在《诗记》的开头就尽量征引张载、二程及程门弟子的论《诗》言论作为读《诗》的纲领，也将《诗经》作为修身养性的圣典，而且在对《诗经》的重视程度上比朱熹还强烈，因此也在维护《诗经》作为孔门圣经的态度上比较坚定，这也是其尊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融合汉学与宋学的基础上，吕祖谦的《诗》教观点实际上与孔子更为接近。既重视《诗经》在心性涵养中的功用，也不废《诗经》在增加实际知识方面的作用，又突出了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这可以从浙学后学袁燮的《毛诗经筵讲义》看到。袁燮虽号称陆学弟子，实际上还受到文献派和功利派的影响，与吕祖谦一样学术思想呈现出“驳杂”的特色，而在强调事功方面正是继承了吕祖谦以来的浙学的总特点。（注：参见崔大华《南宋陆学》第三章第二节有关袁燮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ｊｉé＠①斋毛诗经筵讲义》在带有心学解《诗》的色彩下，突出的是《诗经》的政治功能。认为《诗经》是“诗人作之以风其上，太师采之以献诸朝。以警君心，以观民风，以察世变。一言一句，皆有补于治道。人君笃信力行，则可以立天下风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讲，则可以感人君心术之微。诗之功用如此。”[1]所以他认为“《国风》、《雅》、《颂》诚万世人主之学，所以缉熙于光明，岂可不服膺古训、日进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奥哉？”[1]
朱熹的《诗集传》因其鲜明的理学色彩得到后世奉程未思想为正统的人士推崇，也因弃小序解诗的立场受到后世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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