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点收获－－改编白字戏《王卞审官的体会》
拙作白字戏《崔君瑞休妻自’95广东国艺术节荣获二等奖后，又再进一步修改、加工，剧名改为《王卞审官》。此剧获奖以后，许多朋友都为我能于晚年再写出获奖的作品而高兴，并向我祝贺。我自然感到欣慰。但我所欣慰的不只是再出获奖的作品，而是看到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康庄大道上，又有了前进的新脚印。因为《王》剧能获得这点成就，是在“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神鼓舞下获得的。从萌生改编《王》剧的念头到此剧问世获奖的这一全过程，颇值回味。是以写下此篇备忘。由于水平所限，廖误在所难免。敬请同行、专家指正。
失败的初稿
白字戏《王》剧（即参加95广东国际艺术节的《崔》剧）前身是正字戏的科白戏剧目。听说它是由宋元南戏《崔君瑞江天暮雪》演变过来的。据专家考证，此剧约在300年前就在中国失传了，现只存残篇。而它在海陆丰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剧目，且“王卞过篇”这句角色打诨插科的台词，已成了当地群众表达已捱过倒霉运气的口头禅。至于它何时流入海陆丰，怎样演变为科白戏，则无可嵇考。既然它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人民性（如原作的同情无辜，批判封建的迎新弃旧等），尽管只存下一个故事梗概，却值得花力气去改编它。
故早在80年代中期前，本人就萌生过改编它的念头，先是未敢贸然动笔，后因参加《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的编纂工作和罢。到了将临退休的80年代末，自己觉得灰溜溜退休不大好，才挤时间动笔写此剧的初稿。这个初稿，因思想准备不充分，只能依照旧框架去填充演绎，纯属旧瓶装新酒。当然难出新意。随后获准退休，也就“拜拜”了。
东山再起
90年代初，党中央发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号召。本人联想此剧的历史价值和它的人民性内容。遂又产生推翻重来的易稿兴趣。
这次易稿，既受“民族优秀文化”的号召所促动，在未拟腹稿之前，就得领会这一伟大号召的精神实质。当时本人的理解是：“弘扬”者，大概就是“大力发扬”或“大力发展”之，也就是说，凡属古代遗留下来的、富有民族特色且具有人民性、娱乐性、知识性、有益于今天人民身心健康的优秀文化，都应予以大力发扬或大力发展。使之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只不过以前未把“民族性”作为响亮的口号提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的提出，“民族性”的问题自然就摆在重要位置来予以强调了。
可是具体到《王》剧的再创作来，就不是什么理解对头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弘扬”其人民性――出新意的问题了。回顾初稿，之所以未能出新意，固然是思想准备不充分，但主要还是原框架有较大的局限性，未予大破大立，因而其人民性就难以得到“弘扬”，只能原地踏步。要弘扬原剧的人民性（出新意），就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来个重新构思，更新表现手法，务求旧貌变新颜。
力求创新意
根据原剧所叙故事，结合时代的要求，有两方面的人民性可以弘扬：一是其居陪衬地位的同情无辜，表现仆人的善良、正义；二是其占主导地位的批判迎新弃旧，忘恩负义（这两方面的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通过一番权衡，觉得后者属一般的“休妻戏”，这类题材在传统戏里较多，难以避免雷化。而以表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由丑角饰演、带有点喜剧色彩的正面人物）为主，这类题材在古装戏里较少见，比较新鲜，亦颇具开拓性（前辈艺人亦曾在这方面做过文章，有过某些发展，可惜多在耍贫咀和打诨插科上进行发挥，故仍未摆脱原格局的限制）。特别是当社会上腐败成风，普遍都注重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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