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研究的困惑与突破-—王辉斌教授访谈录
罗祖文王辉斌教授简介：王辉斌，1947年9月生，男，襄樊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佛教文学。现任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中国乐府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李白研究会顾问，湖北省李白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已出版著作：《先唐诗人考论》、《孟浩然研究》、《孟浩然大辞典》（主编）、《王维新考论》、《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咏湖北》、《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唐代文学探论》、《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四大奇书研究》、《唐后乐府诗史》。并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学术界》、《四川大学学报》等全国中文核心刊物、CSSCL刊物发表论文近100篇。其古代文学论文的高被引指数分别排名全国第一（2008年）、全国第二（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单刊转载率全国第一（1995年），湖北省古代文学著作入选《中国文学年鉴》第一人（与另一著作作者并列）。应邀在山西师范大学、台湾淡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作为多次学术报告与演讲。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的研究工作。
罗祖文博士后（以下简称“罗”）：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人郭茂倩首次将北宋以前的乐府诗进行了搜集整理，并编成了百卷本的《乐府诗集》，使之蔚为大观。因此，学术界大都认为，研究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实际上就是对北宋以前乐府诗的研究，您对《乐府诗集》有何评价？当前学术界对乐府诗的研究又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王辉斌教授（以下简称“王”）：中国古代的乐府诗，就其发展的时间跨度来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一为汉唐阶段（约1200年），一为唐后阶段（共951年），前者时期的乐府诗称为之“汉唐乐府诗”，后者时期的乐府诗则被称为“唐后乐府诗”。郭茂倩搜集整理并编成的《乐府诗集》，其中无论是古乐府（旧题乐府）抑或新乐府（新题乐府），即皆属于汉唐乐府诗的范畴。《乐府诗集》作为一部诗歌总集，或者说第一部乐府诗总集，它的问世，对于中国诗歌史抑或中国文学史而言，都称得上是一件大事。正因此，自民国以来许多从事汉唐乐府诗研究的研究者，都将其研究的视野投向了《乐府诗集》，且推出了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如王易《乐府通论》、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运熙《乐府诗述论》、杨生枝《乐府诗史》、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等，即皆为这方面的优秀之作。但是，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以窥一斑。其一是以音乐为分类标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以音乐为分类标准，将他所搜集到的5000多首乐府诗分为了12类，即“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歌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等，但由于其赖以分类的“音乐”存在着不精、不明、不清、不实等诸多方面的弊端，而使其所分之类令后人多难以接受。而且，李唐时期乐府诗的音乐，诚如四库馆臣所言，在宋即已失传，至于唐以前的乐府诗的音乐，就更是早已失传了。这一事实的存在表明，生活于南宋初期的郭茂倩，是根本不可能见到或听到唐及其前的“乐府音节”的，则其所谓的“音乐”分类，就自然是难以符合乐府诗与音乐关系的历史真实了。所以，后人如吴莱、胡翰、左克明、冯班等人，即均对郭茂倩的“音乐”分类进行了严厉批评与斥责，有的则另起炉灶，重新编集。其二是对新题乐府的界定所存在的问题。对于什么是新题乐府（新乐府），中唐时期的元稹、白居易着眼于各自的艺术实践，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乐府古题序》、《与元九书》、《新乐府并序》等文中，早已言之甚明，但郭茂倩却以“唐世之新歌”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凡属“新歌”者，即可称之为新乐府，但对于什么是“新歌”，或者说“新歌”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其具体又何所指等，郭茂倩却并没有讲。这两个例子足以表明，郭茂倩对于新题乐府的认识，与元稹、白居易二人着眼于艺术实践之所言，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的。而事实上，郭茂倩对新乐府的认识，不仅与唐代的元稹、白居易存在着差异，并且与宋代的姚铉、李昉等人也是大相区别的，对此，我曾做过专门的考察。所有这些，都应是导致《全唐诗》中数以千计的新题乐府未被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的原因所在。
而应引起注意的是，郭茂倩《乐府诗集》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甚至是十分严重，但时下凡以《乐府诗集》为对象进行汉唐乐府诗研究的研究者，却又几乎都是在对这部乐府诗总集唱赞歌，即研究者们的研究思路，大都是依附着千年前郭茂倩的思路而为的，而无一是在对其作“逆向思维式”的考察。
即是说，时下的乐府诗研究者，不仅都是在围绕《乐府诗集》转圈子，而且都是在说《乐府诗集》“如何好如何好”之类的话，即使是辑佚订补《乐府诗集》之逸诗者，也毫不例外。这种研究现象的存在，表明了时下的汉唐乐府诗研究者，在学术识见、学术视野等方面，是很难与元代的吴莱、胡翰、左克明等人相提并论的，这样看来，则其于《乐府诗集》的研究有欠深入与全面，也就自不待言。虽然，吴莱等人对《乐府诗集》的批评不无可议之处，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研究者将其研究的视角投放在这方面，这是颇令人遗憾的。其实，从多维立体的角度进行审视，对《乐府诗集》作一些实事求是的“负面”研究，乃是大有必要的，而且这种研究与那种“赞歌式”的研究相比，显然要深刻得多与严谨得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与弄清楚存在于《乐府诗集》中的种种弊端，才可对《乐府诗集》作出更加符合其历史真实的研究。
所以，凡以《乐府诗集》为读本对象进行汉唐乐府诗研究者，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应是从“反”的角度对《乐府诗集》进行多维透视，之后才可在此基础上将其作全方位的研究。而且，存在于《乐府诗集》中的这方面的研究对象，也是相当多的。比如，对《乐府诗集》中的“音乐”如何定性，如何检验；郭茂倩“音乐”分类的依据是什么，其赖以分类的“音乐”是否符合汉唐各个时期的历史真实；在“乐府音节”于唐已难考、于宋“已失其传”的文化背景下，郭茂倩又是如何进行“音乐”分类的，其“音乐”又是从何而来，可靠程度又是如何；《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辞”与“乐府新辞”之“杂题乐府”的区别是什么；“近代曲”之“曲”与“杂题”之“曲”的同异关系如何，其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乐府诗集》所收之乐府诗与《文苑英华》中的“乐府”为什么会存在着区别，其中的原因又何在；郭茂倩为什么对《全唐诗》中数以千计的新乐府视而不见，其新乐府观与元稹、白居易相比较又究竟存在着哪些实质性的区别，这些区别对于认识与辑录唐代新乐府又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汉唐乐府诗研究者所首先要进行考虑的，但时下对于《乐府诗集》所作的种种研究，却并无涉此者。
此外，从“乐府学”的角度言，加强对《乐府诗集》进行接受史、影响史方面的研究，也是甚有必要的。
而且，立足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也必将会成为今后研究《乐府诗集》或者说研究汉唐乐府诗的一种发展方向，因为着眼于接受史、影响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已成为时下的一种趋势，且推出了一系列令学界瞩目的成果。所以，如果只是一味地对汉唐乐府诗作“原地踏步式”的研究，或者是仍然进行“赞歌式”的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之所获，充其量也只能被目之为“翡翠兰苕”。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时下的许多汉唐乐府诗研究者，出于其毕业论文之撰写与职称评聘等目的，都沾沾自喜于这种“翡翠兰苕”之中，并乐此不疲。仅就这方面言，这不能不说是存在于汉唐乐府诗研究中的一种无奈与困惑。
罗：就您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当前的乐府诗研究，或者说对汉唐乐府诗的研究，确实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这是时下与今后的乐府诗研究者都应引起注意的。但文学发展史的实况告诉我们，唐以后的宋、辽、金、元、明、清六朝之乐府诗创作，也是蔚为壮观的，其发展的实况又究竟如何？唐后乐府诗与汉唐乐府诗相比又具有哪些区别？为便于把握与认识，请您对此也作一些介绍与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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