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比较
崔莺莺，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的女主人公。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崔莺莺和杜丽娘形象比较，希望大家喜欢！
在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有许多富有魅力的女子形象，崔莺莺和杜丽娘是其中比较光彩夺目的两个。崔莺莺和杜丽娘分别是《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主角,她们都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就接受着严格正统的封建教育。她们通过自己对礼教的反叛，对爱情的追求，最终“有情的终成了眷属”。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她们追求爱情、幸福的方式也各异。本文就此分析、比较了崔莺莺和杜丽娘在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异同，进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两位女子形象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意义。
一、崔莺莺、杜丽娘形象的相同点
1、出身教育
崔莺莺和杜丽娘一个是相府的小姐，一个是南安太守的女儿。同样高贵的家庭出身，同样的美丽多情，同样有着高深的文艺修养。崔莺莺能诗善文，杜丽娘擅长丹青。但一个受到“治家严肃”的崔老夫人按照封建道德标准的严格管束，一个受到按照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父亲的严格管制，以致她们平时连闺房门都不能出。杜丽娘甚至在官衙里住了三年连后花园都没有到过。她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有着森严的封建礼教的特殊家庭环境里。
2、反抗性格
《西厢记》在杂剧的第一本“月下联吟”这一场，崔莺莺就向张生吟出了“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的诗，表达了自己对眼前礼教拘束下空虚孤寂生活的不满，且敢于把这种不满传达给隔壁那一位素昧平生的秀才，这是相当大胆的。何况她当时热孝在身，又在佛门净地，充分体现了莺莺大胆的叛逆性格。当老夫人苛求张生“挣揣一个状元回来”时，崔莺莺却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认为 “只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坐两下里”不如“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牡丹亭》中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的结合是她美好的思想感情的热烈迸发，也是她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追求生活、追求解放，把心头的压抑和不满变为叛逆行动的表现。她因情而病，因病而死，在阴间里找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后才得以还魂复生。还魂后的杜丽娘叛逆性格继续发展，她当面据理反驳父亲，并最终争得了皇帝的认可。
这样两个敢于违抗父母之命，无视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的典型女性形象便跃然纸上。
3、大团圆结局
《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女主人公都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尾，张生《荣归》，“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柳梦梅得中状元，皇帝传旨，杜宝认可女儿的婚事，合家终得团圆。这种“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模式反映了人们追求婚姻自由和向往爱情幸福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古代文学作品奖善惩恶的教化功能。
二、崔莺莺、杜丽娘形象的不同点
1、形象分析
《西厢记》中崔莺莺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形象。一方面她对于男女自由恋爱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希望有人爱自己，自己也去爱别人，就其内心而言，她对张生的爱是很主动、大胆的，敢于突破禁区。另一方面，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在“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的情况下，她又时时顾及自己的身份，
有时显得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优柔寡断，需要红娘从旁助一臂之力。因此，她有着“乖性儿”和“假意儿”。莺莺的内心是热情而灵动的，但由于其出身及教养的影响，她丰富的内心世界都被外表的矜持和娴静所掩盖。惯于虚假掩饰的莺莺，在张生出现之后，便常于不经意间，在“假”的背后透出那么点“真”来。而其“多抱怨”，正是其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和与张生走近的愿望一次次落空，使她产生难以抑制的不满和怨恨。这种不满发泄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在她身边走动最多的红娘：“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其次是对老夫人：“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外表平静的莺莺，内心却扬着巨大的波澜。用红娘的话说：“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
《牡丹亭》杜丽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一个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及幸福婚姻的勇敢女性。杜丽娘是杜宝唯一的女儿，父母对她的管教是严厉的，但对她的宠爱也是无以复加的，优裕平静的生活养成了她的娇痴柔顺和单纯中稍带叛逆的个性。为了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充满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不仅如此，复生以后的杜丽娘还一鼓作气，让自己的非法叛逆婚姻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承认，应该说她性格中的反叛性更强。正因为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她终于复活了，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她梦中的情人。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
2、时代背景
《西厢记》产生的元代是一个“整个社会思想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时代”。（彭茵《元代两性文化探析》）元代初期，由于刚刚脱离奴隶社会形态，蒙古族统治者尚未确立严密的礼法制度。对中原文化不理解和持排斥态度的元蒙贵族又未能主动接受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儒学思想体系。在对思想的钳制和禁锢方面失于严密。朱元璋在总结元亡教训时指出“耽于逸乐，循至灭亡，其失在于纵驰。”（朱元璋《典故纪闻》卷二）传统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昔全源氏之南迁也，河朔土崩，天理荡然，人纪为之大挠，谁复维持之者！”（刘因《翟节妇诗序》见《静修先生文集》卷二）元代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为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西厢记》这样为历代统治者所禁毁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而且是“天下夺魁”。作品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出崔莺莺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莺莺对张生的顾盼之情、“非礼”举止和在追求爱情上表现出的大胆和顾虑颇为真实可信。作品中热情歌颂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以女主人公莺莺的选择来对抗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和门当户对的封建门阀制。
《牡丹亭》创作的明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在总结前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加强了文化思想上的统治，用程朱理学规范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以“维人心，扶世教” 。明代文网森严，屡屡兴起文字狱，迫害那些心怀芥蒂的文人，使他们在创作中顾虑重重，免触时忌，惧怕因文字而罹祸。明中后期经济进一步发展繁荣，带来社会意识的巨大变革。汤显祖作为以“情”反“理”的信奉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牡丹亭》扩大了“情”的影响。在《牡丹亭》题词中道：“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宣扬“真情至性”，反对理学对人们身心的束缚。作品以浓郁的浪漫主义创作出了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通过“梦境”与“冥界”的巧妙处理，使丽娘越出“现实与世间对她的人身与精神约束，成全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与境界”，（孙绍先《浪漫艺术装点的“性梦”》从而大胆获取美满的爱情。这样既逃脱了森严的道德检查，又获得了主流道德原则的原谅。作者在篇首题词中又道：“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黄淑素《牡丹记评》中也道：“丽娘妙在死去三年，又得复生。后之人能死，不能生”。都指明了杜丽娘这一形象的现实意义。杜丽娘与束缚她的社会环境的矛盾，表现了“情”与“理”的尖锐对立。
3、个体生活环境差异
《西厢记》中崔莺莺随同母亲送父亲亡灵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寄宿在普救寺。而青年才子张生，因为官的父亲早丧，母亲也去世，变书剑飘零，游于四方，上京赴考路过河中府，顺便瞻仰普救寺。这就为莺莺与张生的邂逅，一见钟情，为相知相爱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牡丹亭》中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更为令人窒息，她根本不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青年男子。她的父母严格要求女儿，“只合香闺坐，拈花剪朵”，“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却不许读与妇德不相干的书，不许闲眠，不许游园，不许向人前轻一笑，连裙衩绣上双双飞鸟，也要加以警惕和防范。在他们想来，这都是对女儿真心实意的爱护，其实却害了女儿。她的家庭，无形就是精神的牢笼。因此，杜丽娘的爱情只能靠自己的本能觉醒，在梦中去追寻，靠自己灵与肉的不懈追求，因而，她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也更为坚强。
通过上面的分析，尽管崔莺莺和杜丽娘是不同时代的两个女性形象，但他们都是中国艺苑里两位光彩照人的女性叛逆形象。她们处于中古封建统治时期，深受礼教的束缚。她们都是年轻的女性，渴望性和欲，同时她们又都是贵族千金。因此，一切人的欲望对她们来说都是渺茫的，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她们只得反抗。崔莺莺、杜丽娘二位贵族小姐作为叛逆的女性，一定会有其相同与差异的一面。
综上可以看出，崔莺莺和杜丽娘的深刻意义在于对封建婚姻的批判和理想爱情的追求。读崔莺莺，她的爱情是半推半就的古典式，也是现实中女性的反应，所以让人可亲。读杜丽娘，她由爱而死，由死而生的爱情追求让人心惊，毕竟是理想化的形象，虽然可爱，但离我们还是有距离的。她们的爱情虽然曲折，却又以大团圆结尾，也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通过对这两位女子形象的分析比较，使我们对二者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和清晰的认识，对于两部名著及产生名著的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增强了我们现代人对古典名著的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