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公之源在特权

教育不公之源在特权

教育不公之源在特权 北京教育部门近期废除了沿用20多年的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此后外地学生可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与京籍学生同等待遇。对40多万外地学生而言，这不啻是一大喜事。此前北京学校对外地学生设置的准入门槛之高令人咋舌，而这些学生，则绞尽脑汁不计成本付出各种巨大代价，进入北京中小学就读。北京的这一举措，固然让这些孩子欢欣鼓舞，但同时，也招来北京本地的学生家长的一片挞伐之声。北京优秀的教育资源已经被权贵阶层抢去一大部分。有北京特色的“共建生”制度，是指军队、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垄断国企甚至大型民企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使双方“互惠互利”，单位员工子女可以轻松享受极为紧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共建生”挤占的是通过电脑派位产生的入学名额。一所好的中小学的共建单位可能达到十几家之多，全北京已经有20多所中学公开拒绝接受电脑派位的学生。反对外地学生在北京入学的家长，正是不能“共建”、只能坐等电脑派位的平头百姓，权贵瓜分之后，宝贵的优质教育资源又面临外地孩子的竞争，让他们极度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在激烈竞争中落败。那些年纪在40岁上下，孩子正在小学阶段的学生家长们，对此项新政抱以极大恶感。从短期看，这种冲突无法避免。教育不公问题是政治与经济双重作用的结果。如果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教育不公问题就无法克服。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的速度和广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早先处于静止停滞状态的内陆人口，向以京、沪、穗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这些早年进入城市的外地人口，其子女正面临着入学上的户籍樊篱。户籍政策导致的入学歧视，让外地学生得不到较好的资源配置，这种差异基于外部因素而非孩子的能力，因而对于孩子是极不公平的。长久以来，我们一直相信，正规的教育可以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让下层的孩子有机会获得比其父母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然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基于户籍制度的教育不公，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中，当一个人纠正了下层方言后，才会被承认和接受。而外地学生哪怕说一口正宗的京片子，他在这个学校都没有学籍，是“黑学生”。这个新闻引起了持久不衰的地域歧视讨论。外地人认为优势资源集中于北京，外地亦有贡献。而北京人则认为回原籍就读乃是法律规定之事。双方各有其道理。我们当然可以说，为什么这些学生家长不去向权贵阶层要权利，而要为难那些比自己处境困难得多的外地学生呢？显而易见，后者比前者更易操作，风险也要小得多。这正是城市中产阶层对于现行制度的一种妥协所致。乐观人士曾推导出“市场经济导致中产阶层兴起，使平等自由观念得以普及”的公式，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事实证明，这种先进性某种程度上是想象的产物。在面对个体利益之时，城乡平等的受教育权、自由的迁徙权，通通被抛诸脑后了。那些不惜破口大骂“外地生”的北京市民，已经放弃了对教育不公本源的追问，甘心在体制的安排之下，毫无顾忌地挑战同为家长的另一部分人的尊严和权利。这或许才是未来我们需要担心的；教育不公能够持续下去并且愈演愈烈的原因也在此。特权没有成为众矢之的，反倒体系化，权力机构享受普通市民不能享受的特权，普通市民享有外来人口不能享有的特权。制度歧视鼓励城市人口心甘情愿地歧视外来人口和农村居民。社会矛盾也因此而转移。高考配额制、共建校、变相的加分、推优政策，正在实施实际上的城乡人口隔离。全国范围内的教育资源不平衡，是世界人口大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未有一个国家有如今天的中国这般严重。许多教育资源匮乏地区，孩子们赖以改变自身的上升通道被阻塞，而城市又拒绝他们的加入，伴随产生的诸如婚姻、犯罪等社会问题亦会层出不穷。平等的学校教育，不仅是个人命运、也是国家强盛的起点。北京的改革如此艰难，可知其面临的压力之大。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不变，户籍制度不变，实在想不出更多的办法让城乡的孩子们握手言欢。我曾听到一位家长说，现在孩子间的竞争从怀胎就开始了。这句玩笑显示出中国人的艰难，令人为之心酸。当务之急则是，教育部门需要努力通过分区和资源配置，建立更为平等的学区，并改革单一的高等院校录取标准，并通过新型模式的课堂教育——比如远程共享名师课程——来改善日益恶化的教育资源不公，让每一个孩子在起点上的不公平，转化为受教过程中的相对公平。同时，我们热切期待，有不存在教育歧视的那一天。原载：《新民周刊》来源：吴越的博客201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