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货币合作的经济条件与设想
第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越灵活，对突然发生的外部经济条件变化的调整速度就越快，这一地区就越适于进行货币合作。一些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将亚洲与欧洲两个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当外部经济条件变化导致地区内价格和产出变化后，亚洲经济体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就能将产出和价格的变化调整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而在欧洲，两年时间只能完成凋整的一半。这表明，亚洲地区的经济结构不象直觉判断的那样僵硬，这为更紧密的货币合作，如汇率制度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从理论上讲，在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之间，更适合成立货币联盟，将彼此的汇率固定，从而减少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从亚洲的实际情况看，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在地区的平均开放程度方面，亚洲高于欧洲。比如，在"10+3"国家中，有7个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开放度接近或超过100%。1998年，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等东亚14个国家和地区平均的对外开放程度达到95.61%，而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等14个欧洲国家平均的对外开放程度为68.07%。这里定义的开放程度是对外贸易除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如果考虑到直接投资、对外债务等因素，亚洲地区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会更高。因此，进一步的货币合作会大大减少亚洲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第三，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区域货币合作的收益越大。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份额很大，它会从区域汇率制度合作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从经验研究看，1990-1998年间，亚洲经济体中有45%的出口和49%的进口发生在区域之内，各个经济体40%的直接投资来自区域内部。区域内经济体之间贸易密度指数（反映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密集关系）显示，有13对之多的亚洲经济体之间贸易密度指数超过5（较高水平），而在欧盟，只有4对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密集度超过5。这表明，亚洲地区贸易投资的一体化程度对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有现实的要求。
第四，如果货币合作区域内一个国家难以忍受失业，另一个难以忍受通货膨胀，这两个国家就很难达成合作。因此，区域内各个经济体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将会有利于货币合作的展开。从经验研究看，如果用通货膨胀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亚洲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大致可以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分成两类。在1982-1999期间，区域内相对高收入的经济体（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倾向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低收入的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特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倾向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来说，亚洲经济体在这个期间内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7%，欧盟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4%。这说明，从政策目标一致性上判断，亚洲经济基本和欧盟国家在相同的水平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欧盟经济体在这一期间已经展开了汇率制度合作，而这种汇率制度合作本身会使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趋同，因此，亚洲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合作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致性标准上其实具有更好的合作背景。
第五，诺贝尔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指出，对于展开货币合作的经济体，高的生产要素流动性（资本的流动和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调节国际需求变化对各经济体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影响。亚洲经济体内，由国际直接投资形成的产业分工链（40%的国际直接投资来自于区域内部）从侧面反映了生产性资本在区域内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亚洲地区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低于欧洲的5.0%。但是9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体的劳动市场一体化迅速发展。80年代初，亚洲经济体区域内移民只有100万，到1997年已经增加到650万，随着亚洲经济体区域内经济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劳动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还会加强。
第六，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不平等，区域汇率制度合作的潜在收益越大。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基本上还是强人政权，非西方主流的声音很难和西方主流平等对话，公平交易。区域货币合作可以加强区域内各个经济体在谈判桌上的整体实力，有利于为区域内经济体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当前的国际市场中，更多的也是欧美产业巨头充当垄断国际市场、制定产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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